橋，通行時間就是25分鐘，每人節省15分鐘，總共節省的時間一樣，也只有15000分鐘。2000人選擇海灣大橋，每人節省10分鐘的中間點就是最佳模式。
怎樣才能達成最佳模式呢？信奉中央規劃者打算只發2000份使用海灣大橋的許可證。假如他們擔心，這種做法不公平，因為持有許可證者只要30分鐘就能到達目的地，而沒有許可證的另外8000人則要花40分鐘，那麼他們可以設計一個精巧的系統，讓這些許可證每月輪換一次，保證這10000人輪流使用。
一個以市場為基礎的解決方案要求人們為自己對別人造成的損害付出代價。假定大家認為每小時的時間價值為12美元，換言之，大家願意花12美元換取一小時時間。於是我們可以在海灣大橋設立收費站，收費標準比BART列車票價高出2美元。這是因為，按照我們假定的條件，人們認為每多花10分鐘時間等於損失2美元。現在這個均衡旅行模式包括2000人選擇海灣大橋和8000人選擇BART列車。每個使用海灣大橋的人要花30分鐘時間到達目的地，外加多花2美元過橋費；每個搭乘BART列車的人要花40分鐘時間到達目的地。在這個過程中我們收取了4000美元過橋費（外加2000張BART列車車票的收入），
這筆錢可以納人當地預算，造福每一個人，因為稅收可以降低，而沒有這筆收人就做不到這一點。
一個更加接近自由企業精神的解決方案則是允許私人擁有海灣大橋。大橋所有者意識到人們願意花錢換取一條不那麼堵塞的路線，以節省旅行時間，因此就會為這一特權開出一個價。他怎樣才能使自己的收入最大化呢？當然是要使節省的時間價值最大化。
只有在“通行時間”標出價格的時候，那隻“看不見的手”才能引導人們選擇最優通行模式。一旦大橋上安裝了利潤最大化的收費站，時間就當真變成了金錢。搭乘BART列車者實際上是在向開車穿越海灣大橋者出售時間。
最後，我們承認，收取過橋費的成本有時候可能超出節省大家旅行時間帶來的收益。創造一個市場並非免費午餐。收費站本身可能就是導致交通堵塞的一個主要源頭。若是那樣，忍受當初不那麼有效的路線選擇可能還好一些。
3 ．第22 條軍規？
第3章提到了具有多個均衡的博弈的一些例子。在馬路的哪一側行車以及誰應該重撥意外中斷的電話的協定，就是其中兩個案例。在這些例子中，選擇怎樣的協定並不重要，只要大家同意遵守同一協定即可。不過，有些時候一個協定會比另一個協定好得多。即便如此，這並不表示更好的協定一定會被採納。如果一個協定已經制定了很長時間，現在環境發生了變化，另一個協定更可取，這時要想改革尤其不容易。
大多數打字機的鍵盤設計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直到19世紀後期，對於打字機鍵盤的字母應該怎樣排列仍然沒有一個標準模式。1873年，克里斯托弗·斯科爾斯（ChristoPher
Scholes）協助設計了一種“新的改進了的”排法。這種排法取其左上方第一行頭六個字母而稱為QWERTY。選擇QWERTY排法的目的是使最常用的字母之間的距離最大化。這在當時確實是一個很好的解決方案：有意降低打字員的速度，從而減少手工打字機各個字鍵出現卡位的現象。到了1904年，紐約雷明頓縫紉機公司（Remington
Sewing Machine pany of New
York）已經大規模生產使用這一排法的打字機，而這種排法實際上也成為產業標準。不過，今天的電子打字機和文書處理器已經不存在字鍵卡位的間題。工程師們已經發明瞭一些新的鍵盤排法，比如DSK（德沃夏克簡化鍵盤），能使打字員的手指移動距離縮短50％以上。同樣一份材料，用DSK輸入要比用QWERTY輸入節省5％…10％的時間。＇1＇
但QWERTY是一種存在已久的排法。幾乎所有打字機都用這種排法，我們原來學習的也是這種排法，因此不大願意再去學習接受一種新的鍵盤排法。於是，打字機和鍵盤生產商繼續沿用QWERFY。一個包含錯誤的惡性迴圈就此形成。＇2＇假如歷史不是這樣發展，假如DSK標準從一開始就被採納，今天的技術就會有更大的用武之地。不過，鑑於現在的條件，我們是不是應該轉用另一種標準？這個問題需要進一步的考慮。在QWERRTY之下已經形成了許多不易改變的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