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滿足於斷言，文明的過程是人類生命所經歷的一個變化，它是在由厄洛斯所確定、阿南刻（必然性）即現實的迫切需要所推動的重任的影響下進行的；並且滿足於斷言這個重任在於透過利比多的紐帶把分離的個人聯合在一個集體中。但是，當我們審視文明的過程和人類個體的發展或教育過程的關係時，我們可以毫不遲疑地作出如下結論，即二者在本質上是極其相似的，只不過是同一過程應用於不同的物件罷了。當然，人類文明的過程是個人發展過程的較高等級的抽象，因此也就比較難以用具體的術語來認識，我們也不要一味追求二者之間的類似之處；但是考慮到這兩個過程的目的的相同性——一個是把分散的個人融合於一個人類群體中，另一個是從許多個人中創造一個統一的群體——我們對於二者使用的方法和導致的結果方面的類同也就不會吃驚了。
但是，這兩個過程間有一個特別重要的區別，遲遲不提它是不應該的。在個人的發展過程中，快樂原則的意圖在於獲得幸福的滿足，它是發展的主要目的。而個體融合於或適應於一個人類集體，則似乎是上述幸福目的得以實現的一個幾乎是不可避免的、必須滿足的前提條件。如果這一目的能夠脫離那個條件而實現，它也許會變得更好一些。換一句話說，個人的發展過程對我們來說似乎是兩種需求相互影響的結果：一種是對幸福的需求，我們通常稱之為“利己的”，另一種是對於與集體中其他人相結合的需求，我們稱之為“利他的”。
這兩處描述都沒有深入到問題的本質。
如同我們所說的，在個人發展的過程中，主要的特徵大都在於利己的需求（或者說是對於幸福的需求）；而另一個可能被描述成“文化的”需求，則通常只滿足於賦予強制性限制的作用。但是在文明的過程中，情形就不同了。在這裡，最重要的事顯然是把人類個體創造成一個統一體這一目的。誠然，幸福的目的依舊在這裡存在，但是它被推到了一個次要的位置上。如果不是必須關注個人的幸福的話，我們幾乎會以為這種創造偉大的人類集體的工作彷彿是最大的成就。因而，我們可以推測個人的發展過程很可能有它自己的獨特性，這種獨特性在人類文明的發展過程中沒有再現。只有當個人的發展過程把與集體的結合作為它的目的時，它才需要和人類文明的發展過程取得一致。
像行星在圍繞一箇中心星球公轉的同時，也圍繞自己的軸自轉一樣，人類的個體在參加人類的發展過程的同時，也在走著他自己的生活道路。但是在我們遲鈍的眼睛看來，天體中的各種力量的運動似乎總是固定在一個永不改變的秩序上；而在有機生命領域裡，我們卻能夠看到各種力量是怎樣地互相競爭，並且衝突的結果是怎樣地在不斷變化。
因此，在每個人身上，追求個人的幸福和努力與別人聯合這兩個需要一定在互相鬥爭；而個人的發展和文化的發展這兩個過程也必定處在相互敵對的立場，並且彼此爭奪著地盤。但是個人和社會間的鬥爭並不是厄洛斯與死亡這兩個基本本能間的也許是不可調合的矛盾的衍生物。它是利比多的效益範圍內的爭執，可以比之為自我與物件在利比多分配上的爭奪；它也有可能在個體身上得到最終的調解，因為人們希望它在未來的文明中也將發揮作用，然而目前的文明卻很可能嚴重地壓抑著個人的生活。
文明的發展過程和個人的發展道路間的類似可以在一個重要的方面得到擴充套件。可以斷定人類集體也促進了超自我的發展。超自我對文化的進一步發展產生著影響。詳細地探索這一類似，對於任何一個理解人類文明的人來說都是一個誘人的任務。我在此僅限於提出幾個引人注目的觀點。一個時代的文明的超自我與個人的超自我有著類似的起源。它是建立在偉大的領袖人物的人格所留下的影響基礎上的——這些人具有壓倒一切的精神力量，或者說在他們身上人類的某種衝動獲得了最強烈、最純粹、因而也常常是最片面的表現。
在許多例項中，這一類似變得更加突出；在他們的有生之年，他們——即使不是永遠也是經常地——受到別人的嘲弄和虐待甚至殘酷的處決。
實際上，原始時期的父親的命運就是如此：他直到被暴力處死之後很久才獲得了尊敬。在基督耶穌這一人物身上，我們也可以看到這一命中註定的結合最引人注目的例子，假如他的確不是神話傳說中的人物的話。神話從關於原始事件的模糊記憶中創造了耶穌。文化的和個人的超自我的另一個相同點就是前者像後者一樣建立起了嚴厲的理想要求；對這些要求的不服從將產生“良心的恐懼”（見第１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