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那裡，我們都同樣可以容易地觀察到這種關係。如果一個人失去了物件或不得不放棄它，他就常常會以該物件自居，並再次在他的自我中建立該物件，以此來補償他的損失，以致我們可以說，在這種情況下，選擇物件的行為回覆到了自居作用②。
我自己也遠遠不滿意這些對自居作用的說明。但是，如果你們能同意我關於超自我的構成可以被描述為是以父母的
①即一個自我逐漸相似於另一個自我。——英譯註。
②這個問題在《引論》中實際上只是極為簡短地提了一下（見《引論》第二十六講後半部分）。自居作用是《群體心理學》（１９２１ｃ）第七章的主題。超自我的形成問題在《自我和本我》（諾頓，１９６１）第三章中有詳細論述。——英譯註。
機構自居的成功事例的觀點，那麼上述說明也就足夠了。明確支援這個觀點的事實是：這個在自我內部新產生的具有更大權力的機構，與俄底浦斯情結（ｔｈｅＯｅｄｉｐｕｓｃｏｍｐｌｅｘ）①的命運有著非常密切的聯絡，其結果便是超自我作為對兒童來說具有極大重要性的那種情感依戀即俄底浦斯情結的後繼者而產生。
隨著俄底浦斯情結的放棄，正如我們可以看到的，兒童就一定會斷絕傾注於父母的那種強烈的對物件的精神專注（ｏｂｊｅｃｔ—ｃａｔｈｅｘｅｓ）②。
為了補償物件的喪失，兒童就會進一步加強模仿父母的自居作用，這種自居作用也許早已存在於他的自我中了。自居作用是已被放棄的對物件的精神專注的積澱物，它們將在兒童生活的後期頻繁地發生。超自我所以能夠在自我中獲得一個特殊的地位，那完全是由它在情感上的重要性所決定的。進一步的研究也告訴我們，如果俄底浦斯情結的克服沒有完全成功，超自我的加強與增長就會受到阻礙。在發展過程中，超自我也接受了那些介入父母領域內的人——教育者，教師和被選為理想模式的人的影響。在通常情況下，它越來越遠離原來的父母形象，也可以說，它變得更加非人格化了。我們不應當忘記，兒童在其不同的生命階段，對父母會有不同的估價。在俄底浦斯情結讓位於超自我的時期，父母在兒童心目中是相當高大的；但後來父母便失
①即戀母情結。俄底浦斯是希臘神話中一個命中註定在無意識中“弒父娶母”的國王。弗洛伊德借用這個國王的名字來表示男孩在“崇拜男性生殖器的階段”發生的戀母仇父的心理狀態。這一情結也往往包括女孩子在同一階段發生的戀父仇母的情況。——中譯註。
②精神分析術語，指把精神集中於某人某事某種想法或自己身上。——中譯註。
去了大部分影響。然後自居作用根據這些後來的父母形象所產生。
它們甚至常常對性格（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的形成發生重要的影響，但是在那種情況下，它們隻影響自我，而不再影響超自我，後者已被最早的父母形象所決定了①。
我希望你們已經形成了一個印象，即關於超自我的假設真實地描述了一種結構關係，它不只是把某種諸如良心那樣的抽象物人格化。
超自我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功能尚未提到。
超自我也是自我理想（ｔｈｅｇｏｉｄｅａｌ）的載體，自我根據它來衡量自己，竭力仿效它，爭取滿足它所提出的任何更高的完美性要求。這個自我理想無疑是早期的父母形象的積澱，是兒童當時對他們認為父母具有完美性的欽佩的結果②。
我相信你們聽說過很多關於自卑感（ｔｈｅｓｅｎｓｅｏｆｉｎｆｅ－ｒｉｏｒｉｔｙ）的議論。
自卑感特別被認為表現了神經病的特徵。
它在所謂的純文學的作品中尤其經常出現。
使用“自卑情結”術語的作者認為，他這樣做就滿足了精神分析的所有要求，也就使他的作品上升到較高的心理學水平。事實上，“自卑情
①弗洛伊德在《性受虐狂的效益問題》（１９２４ｃ）一文中論述了這一觀點。——英譯註。
②本段、尤其是“自我理想的載體”（原文為ｄｅｒＴｒａｇｅｒｄｅｓｌｃｈｉｄｅａｌｓ）這部分有點含糊。弗洛伊德在論自戀的文章（１９１４ｃ）中首次使用“自我理想”的概念時，把自我理想本身與下述機構作了區分：該機構的任務是認識自戀從自我理想中確保獲得滿足的情況，並根據這種認識，經常用自我理想來監視和衡量實際的自我。與此類似，《引論》第２６講中，他說一個人感到“自我中有一種支配性的機構，它根根理想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