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馬大軍除留下三座塔樓供駐軍使用外，還留下耶路撒冷城西北角的一段殘牆，以顯示羅馬大軍的軍威。這是耶路撒冷城的空前災難，更是猶太人的空前浩劫，一共有將近100萬猶太人喪命在耶路撒冷城的戰火之中。半個世紀以後，約瑟夫斯在《古猶太志》中寫道：“荒涼寂靜毫無生氣，不見一點兒人煙的耶路撒冷啊，猶如死寂荒蕪的墳場！”公元132年，羅馬人重建此城，但改名為哥羅尼亞，並且建立了一座羅馬神廟，同時禁止猶太人進入，違者處死。一直到公元313年“寬容敕令”頒佈以後，才恢復了耶路撒冷這一城市名稱，猶太人亦被允許進城。
看起來，這似乎是猶太人在為殺害基督耶穌而付出血的代價：“他的血歸到我們，和我們的子孫身上。”從此以後，猶太人流落他鄉。實際上，耶路撒冷的陷落，固然是一個民族及其宗教的不幸，值得同情，不過，在客觀上卻更加有利於基督教的發展，不僅徹底地斬斷了猶太教與基督教之間千絲萬縷的聯絡，而且徹底消除了猶太人自恃神的選民的狹隘意識，進而使他們最終成為了眾多民族之中的一員，從而加快了基督教向著世界宗教發展的程序。從公元326年到336年，羅馬皇帝君士坦丁的母親及他本人，先後在耶路撒冷修建禮拜堂，取代了羅馬神廟，隨著基督教開始走上成為羅馬帝國國教的道路，所有的耶路撒冷居民都必須接受洗禮，由此出現了持續200多年的基督教興旺景象，直到公元613年波斯人再度攻陷耶路撒冷城！
戰爭與和平，都同樣直接地影響著基督教的發展。公元324年，羅馬皇帝君士坦丁戰勝了東羅馬皇帝李錫尼，從政治上統一了羅馬帝國，然後立即著手進行基督教的統一，以便與大一統的政治秩序相適應，為帝國提供精神信仰的有力支撐。於是，在第二年，君土坦丁親自出面召集近300名羅馬帝國各地教會的主教，在尼西亞舉行會議，來解決教義及教會體制爭端，促使基督教走向規範化，為其成為國教鋪平道路。這就是著名的尼西亞會議，它是基督教歷史上的第一次“基督教普世主教會議”，同時也開啟了由羅馬皇帝來裁決教義爭端的先例，這正是國教化對於基督教發展的負面影響：以皇權來壓制、甚至剝奪教權，特別是對《聖經》的闡釋權。
這次會議的焦點，就是如何理解聖父、聖靈、聖子這三位一體之中聖父與聖子的關係：是“父先於子，子為被造而次於父”呢，還是“父子同質，子為道成肉身”。爭論的雙方各持己見，互不相讓，最後由羅馬皇帝出面裁定將“父子同質，子為道成肉身”，而聖靈則“從父出來”，寫入作為具有宗教權威性的基本信仰綱要——普世信經《尼西亞信經》——之中，與此同時，凡是持有異議者均被視為異端，遭到政治性的放逐。此外，這次會議肯定了主教制，並按照帝國行省的行政區劃設立教區，以建立羅馬帝國與基督教之間的緊密關係，同時確定每年春分後第一次月圓後的第一個星期天為復活節。
隨著羅馬帝國的政治大一統的形成，基督教的宗教大一統也在羅馬皇帝的直接指揮之下最終完成。公元392年，羅馬皇帝狄奧多西以羅馬帝國的名義正式宣佈基督教為國教。為了確保皇權對於教權的控制，從公元325年到787年，歷代羅馬皇帝一共召開了7次“基督教普世主教會議”，第七次會議又是在尼西亞召開的，由東羅馬皇帝與皇太后來裁決所謂的“聖像破壞”，確認聖像是道成肉身的可見之像，應該對其表示恭敬，但它也不同於對上帝的崇拜，這對於宗教藝術的發展，乃至文藝復興都產生了不可估量的影響。
然而，皇權對於教權的控制，導致了真假信徒難分，政論與教義難辨的混亂現象，阻礙了基督教本身的正常發展，出現了主要以東方的正教與西方的公教為代表的，也就是通常所說的東正教與天主教的教會分裂。同時，這一教會的分裂更是羅馬帝國政治分裂的直接後果：公元359年，羅馬皇帝狄奧多西將帝國分給兩個兒子，東羅馬帝國以君士坦丁堡為首都，西羅馬帝國以羅馬為首都，因而羅馬教會認為自己是使徒之首的彼得所創，加上羅馬本為帝國首都，理應居於普世教會之首，羅馬教會主教應以教皇的身份來統領所有的教會；而君士坦丁堡教會則隨著東羅馬帝國的出現，及君士坦丁堡由東都變為首都，也提出君士坦丁堡教會大主教應以普世牧首的身份來統領所有的教會。
除了教皇與普世牧首的長期之爭甚至鬧出互相開除教籍的笑話以外，兩者在教義上的主要爭端就是所謂的“和子句糾紛”：究竟聖靈是“從父出來”呢，還是聖靈“從父和子出來”。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