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出現彎路，也可能出現岔道。如果沒有法治，我們一度熱血沸騰的市場經濟有可能會變得青面獠牙，瘸腿，或者像土匪一樣兇狠。或源於此，吳敬璉和一些法學家走到一起，去市場經濟異常繁榮的上海，搞了一個“法律和經濟研究所”，以避免中國的市場化改革滑落到俄羅斯的怪胎中。
擔心中國“俄羅斯化”，並非是毫無來由的臆測。一年多以前，我們在中央電視臺《焦點訪談》中就看到過“左手倒右手，國有變私有”的案例。去年，我在浙江採訪，一個20來歲就上過中央黨校的政府官員，在下海出任紅色經理的土地開發中，不但一夜暴富，還將一個業已告老還鄉的副省長牽進秦城監獄。無數細節的迭加，反覆塗抹出一個個“俄羅斯式中國”的蛛絲馬跡，提醒我們小心地走向未來。
過去，我們信以為真地認為，市場化的改革，會為*的到來聚集不可阻擋的力量。事實確實如此。剛剛結束的全國“兩會”，我們看到一個個富翁在人民大會堂進進出出。媒體都在歡呼這一時代的進步。除了少數保守派人士還固執地相信他們是需要改造和消滅的物件外，已經沒有人把他們視作洪水猛獸。認識到新興私營企業主階層的出現是一件好事，承認他們在生意做大後參與政治的合理性，並沒有什麼錯。實際上，*政治的要義，就在於沒有歧視地給予任何一個人任何一個階層參與政治的機會。俄羅斯的轉軌故事提醒我們，億萬富翁們是可以影響政治的，但他們不能夠壟斷影響政治的途徑。他們當然也可以致富，但不可以在致富的道路上，土匪似地埋沒窮人的土地、房屋和尊嚴。
堅持媒體不應當被國家壟斷的弗裡蘭，面對俄羅斯被私人擁有的大眾媒體，並沒有歡欣鼓舞，因為她看到的不是一個公正、開放和獨立的輿論環境。多數寡頭創辦的報紙，清一色是投資者的商業和政治利益的露骨的喉舌。即便是小心翼翼不把報紙變成自己的傀儡的古辛斯基，也時常要求報紙不要批評某些政治家或者商人，理由是，他們正在與這些人談生意。
儘管投資媒體並影響媒體的事在中國還沒有發生，但是在對比俄羅斯和中國改革的過程中，我們仍然喜歡那句出自《世紀大拍賣》譯者的話：只要換一個名字，這裡說的正是閣下的事情。這就是我們關注《世紀大拍賣》的理由。需要說明的是，我們強調鄰居的不幸，不代表我們認為中國一定會變成俄羅斯式的中國。我們厭惡轉軌中所有事與願違的故事，並不表明我們要回到過去的狀態。對於正在過“大關”的中國改革，我們要做的，不是後退，而是用法治的力量，約束改革的方向，不要拐錯了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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窖藏白銀的心理陰影
“私有財產不可侵犯”，早在2004年春天，就作為佐證中國法治進步的例證，白紙黑字寫進了中國的憲法修正案。歡歌的“詩作”墨跡未乾，2005年年初的《瞭望東方週刊》，便幽默地爆出“浙江富豪窖藏白銀數十萬兩”的新聞。坦率地說，我對這則新聞中的事實是將信將疑的，但我相信它可能符合新聞的“本質真實”。以我有限的接觸和觀察，中國絕少有私營企業主真正地相信他們的私有財產是“神聖”的，哪怕憲法明確地告訴他們“不可侵犯”。
報道評論這則新聞的媒體，甚少從產權申說，而是將中心思想延伸為“私營企業主的心理壓力”。我猜想，這大概是不願老調重彈的新聞界意圖追求新意。我心中，構築“中心思想”的關鍵詞，是私有財產，是產權。富豪們為什麼要低調？他們的心理壓力為什麼那麼大？我以為，產權在部分有產者的內心還是一片模糊的陰影。
2004年春天，發軔於江蘇常州的“鐵本案”，讓一個辛苦打拼的私營企業主，轉瞬間一貧如洗，還迎來一場牢獄之災。依理說，中央政府鐵腕推動宏觀調控，依法行政，本無多少法律或者政策上的處置不當。可浙江的私營企業主階層中，卻有人感到不安。以至中國的領導人不得不親身南下，勸慰浙江的富豪們放心。據一位出席座談會的浙江商界人士說，領導人一再告訴與他同為富豪的人們，中央政府沒有打壓私營企業主的意思，宏觀調控也不是針對私有財產下的藥。一個不可證偽的流言說，領導人離開杭州的那天晚上，很多浙江的私營企業主說，他們“終於睡了一個安穩覺”。
我們注意到，領導人南下勸慰富豪的時候，距離人大代表將“私有財產不可侵犯”寫進憲法不到半年的時日，然而，“鐵本”一個個案就動搖了他們對於一部憲法的信心。事實上，他們對“根本*”並沒有給予根本上的信心。很多時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