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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體量有司們的難處，亦可品咂出老闆代表們的心理負荷。然而，我並不以為染有“第二信訪辦”色彩有什麼不好。人大代表就個案問題約見政府部門，進行質詢，原本就是法律賦予他們的職責。難道由人大代表出面商討個案的解決，不是一種有序的*參與嗎？人大代表介入群體性事件，以及歷史遺留問題的解決，用我們的政治話語體系評述，就是政治成熟的表現，就是先進性的體現。
從法理上說，我以為，全國人大代表和全國人民的關係是委託而非代表，如果他們迴避社會矛盾集中的問題，就是辜負了民眾的委託。即使我們承認另一種理論的合理性：“浙江選區的代表，應為浙江選民負責”，我們也不能忽視選區底層民眾的利益取向。抽象空洞的人民意志和利益是不存在的，倘若“工作室”蒐集的議案素材中，沒有活生生的底層民眾的鼻息，他們議案的“大局觀”價值何在？
從實際觀之，沈愛琴等人只是“一般不處理個案”，部分民眾的個案還是被他們處理了。排除他們的愛心不談，一個人大代表的“工作室”若長期忽略底層的艱難投訴，人們為什麼要找他們傾訴自己的心聲？這樣的“工作室”也難以長久地受到尊重並堅持下去。
正如周德文新年伊始在*溫州市委的座談會上所說，解決歷史遺留問題的能力，是執政能力的一個表現。人大代表工作室對化解歷史遺留問題和矛盾的意義，一定是正面的。當下，我們最需警惕的不是老闆代表的金錢政治，而是給老闆代表灌輸保守的“政治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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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兵的還是先前的那個老把總
“現在，我可以非常肯定，到2000年，俄羅斯將成為一個非常富裕、*的國家。”當葉利欽舉起香檳酒，為他在俄羅斯大選中的勝利乾杯時，一個加拿大的中年女人、英國《金融時報》副主編弗裡蘭記下這句話，並把它寫到她的大作《世紀大拍賣：俄羅斯轉軌的內幕故事》中。
生鐵一樣的現實給了葉利欽一個冰涼的耳光，他在20世紀90年代的豪言壯語沒有兌現。現在的俄羅斯，不但說不上“非常富裕”，甚至連“富裕”都是奢談。至於*，似乎是有了，但被政治寡頭和經濟寡頭壟斷的*，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給專制制度下壓抑已久的人們以真正意義上的*？弗裡蘭就此不斷拷問，最後的結論是：“新”的制度還是“舊”的那一個。
閱讀在這裡停頓。我想起魯迅先生用小說語言評述辛亥革命的一句話：帶兵的還是先前的那個老把總。
看《世紀大拍賣》，我的思緒總是要被中國現實不停地打斷。我們沒有辦法不思考鄰居的不幸與我們的未來。儘管彼國發生的一切，並不能和中國的改革故事作簡單的類比。先後就讀於牛津大學和哈佛大學的弗裡蘭是個一流的新聞人，總是知道不同讀者的需求，她在中國版的序言中，果斷地提醒我們“留意鄰家的不幸”。她說，在從中央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體制的狂奔中，我們應該汲取俄羅斯的兩個教訓：與俄羅斯的市場改革派所堅持的信條正好相反，私有財產並不是構築市場經濟所需的全部要素；公民社會和法治秩序對於一個繁榮的市場經濟的誕生和延續至關重要。
反顧中國過去幾年走過的路，我們發現，在MBO和股份制改造中，一些人或許真的急切了一些。曾經，不少中國知識分子迷戀私有化，並熱切地期待著一個私營企業主階層的興起。他們執著地相信，只要建立市場經濟就好了，不管是什麼樣的市場經濟，都能保證經濟的昌盛和人民的幸福。現在，有“吳市場”雅稱的吳敬璉等人意識到“市場經濟也有好壞之分”。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的轉軌，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