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擇單槍匹馬地去離開去告別，百尺高樓，縱深一躍，一個傲然的生命戛然而止。一個大我父親一歲的男人，用飛墜的軀體擊穿了最悲涼的夜幕。那天的北京，下很大的雨，我在繁華的街頭賓士，心裡像有一顆亮晶晶的玻璃球在晃啊晃，有拋物線一樣優美的弧度。18：41，北京，我的步伐因凹凸不平的牽絆而停止。18：41，香港，‘砸向死亡的張國榮令時光破碎，大地震顫’。22：01，我即將關閉的手機收到哥哥的死訊，我痴痴地盯著螢幕，一個戲夢人生的悲劇在愚人節的夜晚毫無前兆地降臨，逃避痛苦的同時依然不忘和熱愛他的人們開一個善意的玩笑。儘管這種悲劇般的人生謝幕太過殘忍，但沒有人忍心責怪，戲裡前生，戲外今世，哥哥用四十六年糾纏其中，不可自拔，早已身心疲憊，竟分不清那是真來那是假。《霸王別姬》中程蝶衣選擇了自殺來擺脫無以抗拒的事實正是哥哥悲劇人生的前兆，人生如戲戲如人生，戲子所編制的的絕倫戲劇也許真的只有這個單純而悲情的主角一人能懂。”
逐漸習慣了每日溫習一遍張國榮的聲音：“我就是我，是顏色不一樣的焰火，天空開闊，要做最堅強的泡沫。我喜歡我，讓薔薇開出一種結果，孤獨的沙漠裡，一樣盛開的赤裸裸。多麼高興，在琉璃中快樂生活。對世界說，什麼是光明和磊落。”
只允許自己溫習一遍，恐怕再度潸然淚下，不能自已，物是人非，空留千古絕唱。我是如此熱愛有勇氣自殺的人，何況是離開的如此完美，他敢於在遺書中寫到“我一生沒做壞事，為何這樣？”甚至不屑於抹去現實世界在他精神世界裡的殘酷陰影，不需要太多人理解，譏笑辱罵或者哭天搶地均得不到天堂裡他的回應，他的永存只在深愛人的心裡，他需要一生一世被記起，如果對方不忠於自己就要揹負一生的愧疚與傷悲，只因曾經太多相愛，不想愛已成往事，將往事永遠留在風中。
揚花時節，一個女孩對天空許下心願，希望一個叫張國榮的香港藉男子在天堂忘掉歲月，忘掉痛苦，永不蒼老，永不孤單，繁華落盡，如夢無痕。
而梅豔芳在年底的悄然離去，在剛經歷過非典創傷的人們心中，變得容易接受了，甚至還欣慰於阿梅可以不再忍受病痛的折磨，她在舞臺華麗的轉身已是人們心中最完美的人生謝幕。但我依然替阿梅難過的是，一個女人一生風光無限，身邊不乏追求者，也不乏愛慕之人，在離去的時候卻了無牽掛，執子之手未能與子偕老。
2003年，非典成了每個中國人心中不可觸碰的傷。
我一向以身為首都人民而感到光榮，而在那半年的時間裡，“北京人”卻成了令人恐懼的瘟疫。
剛開始的時候誰也不曾想到那會是一場聲勢浩大的浩劫，零星的流傳著北京有一種怪病的說法，但誰也不曾放在心上，北京人依舊過著四平八穩的生活。
再後來，“非典型性肺炎”正式被確診，身邊逐漸有了關於患病的確切訊息，我們卻依然感覺不到災難的日益臨近，甚至還羨慕發熱的同學可以提前回家，而用雙手捂熱溫度計，隔壁班上的同學一半的體溫都超過了標準線，除了弄虛作假以外，更多的是一種恐懼的悄然滋生。每天都有不同的訊息傳來，哪所學校有非典的大學生，哪個鄰居的親戚疑似非典，哪些人被隔離在醫院不讓出來，猜測與不安成了生活的主題。
在醫院工作的人開始變得最搶手，大家開始拿著高檔菸酒去跟他們交換口罩、酒精、板藍根。在街上咳嗽吐痰的人最遭到鄙視，整個空氣都因為他們的存在而變得渾濁。超市裡白醋和消毒用品成了搶手貨，出現了許久不見的“一搶而光”和囤貨。
我除了每天多洗幾次手以外，生活的步伐並未被打破，依然充當著憤怒的文藝小青年，在北京成裡遊蕩，日夜期盼的就是快點放假。我開始因為文字而結交到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他們大多生活在大學的校園裡，輕而易舉地取得最優異的成績，卻和我一樣沉迷於文字裡不可自拔。
2003年（2）
有一個人大女孩在看了我的文字後，每週都繞過大半個北京城來給我送好看的電影好聽的音樂，那時的文藝電影遠不如現在臭大街，是用牛皮紙袋裝的燒錄盤，紙帶上還寫了四個大字“內部資料”，我因此而看到了王家衛的《重慶森林》，關錦鵬的《越墮落越快樂》，楊德昌的《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並且CD裡的音樂從張信哲換成了九寸釘和收音機頭。
我穿著民族服裝，戴著誇張的耳環，每天蜷縮在屬於自己的明媚角落。曾經我在報紙上看見一家叫“左岸”的酒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