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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學士”以後還開了幾次會，我記得有一次還把曾擴情約了來（曾在雙十二以後失寵，十八學士中無他）。說來說去，這些人不外黃埔學生、藍衣社分子，搞來搞去，搞不出什麼名堂，無疾而終。
設法脫身（1）
中國人民解放軍在取得了遼瀋、淮海、平津三大戰役決定性勝利之後，蔣介石几百萬精銳嫡系主力已喪失殆盡，蔣家王朝已處於風雨飄搖的分崩離析的絕境。
憑我多年的經驗，我知道蔣介石作戰失敗經常遷怒於人。近來我多少有點敏感，覺得有人中傷我，蔣介石已開始對我不信任。我是深深瞭解特務手段的殘酷的。一想到萬一情況敗露，被嚴刑拷打，血肉橫飛，求死不得的情景，確實有點不寒而慄。不如還是引咎辭職，早日離開受懷疑的境地為好。因此於1948年12月24日何應欽離職，徐永昌就任國防部長的機會，遞上報告請辭第三廳廳長。但是顧祝同勸我打消辭意。他說：
“你不過是承辦業務的人，重大決策都是上級決定的，哪能由你負責呢？你不必引咎辭職！”
他不知我真心是想趁機離開避禍，引咎只不過是飾詞，所以還善意地留我。
另一方面我看見形勢急轉直下，迫切希望能夠從此離開黑暗的蔣家王朝，奔向充滿光明和希望的解放區。1948年10月以後我曾一再請求任廉儒把我的心願轉告黨。
任廉儒一直以川鹽銀行上海華山路辦事處主任身份為掩護，秘密進行黨的地下活動，經常來往於京滬之間，與我聯絡。他到南京常住《益世報》報館。
任廉儒向上級請示後，來南京對我說：“汝瑰同志，你的願望，黨非常贊同。但經過再三研究，認為你到解放區沒有什麼大的作用。你與其到解放區，不如想法爭取到大西南去。黨組織認為，解放軍渡江及掃平江南不會遇堅強的抵抗。但是蔣介石最後必然妄圖鞏固西南，西南必有一場惡戰，到那時，你能想法舉行起義，瓦解敵軍，影響作戰程序，其作用和影響不是比到解放區去更大嗎？”於是我決心再冒險爭取帶部隊到西南。
我又找顧祝同，請他給我照顧，讓我出任軍長。顧祝同一聽，就睜大眼睛說：“汝瑰，這是啥時候，你看軍事上節節失利，別的軍師長早就想脫身溜走，你怎麼還想當軍長，這明明是自找苦吃嘛！即或你實在想帶兵，最好搞個兵團副司令、綏區副司令之類職務，掛個名算了，別當軍長去受罪罷！”
“總長！‘時窮節乃見’，別人總以為我當參謀，紙上談兵，頭頭是道，事實上不會直接帶兵打仗，現在我臨危受命，置生死於度外，才不辜負*的希望，才不辜負你對我的栽培，這是其一。其次，形勢雖然危急，但關鍵性的一戰得勝，常可以挽回既倒的狂瀾，更何況世界風雲，瞬息萬變，英美都高喊第三次世界大戰，中國局勢不一定就悲觀。第三，越是危急存亡之秋，越應該抓基本隊伍，練得一個軍作骨幹，就可擴大兵力形成有力集團。你既有心培植我，我決心去為你建立一支基本力量，待那時，再委我為兵團司令豈不更順理成章嗎？”我見顧祝同勸我不當軍長，我的企圖就完全落空了，所以連忙提虛勁，慷慨陳詞。
“你一定要當軍長，我就向總統請示看看。”顧祝同見我堅決效死的樣子連忙這樣說。
我見顧祝同允許我出任軍長，非常高興。我在1949年元旦的日記上寫道：“新歲下最大決心，一切重新作起。”我當時思緒萬千，回憶去黃埔軍校時的情景，繼續寫道：“斯時愚幼之心，滿以為加入革命陣營，打倒軍閥及帝國主義，中國的政治便可以上軌道。不料北伐之後……社會向資本主義發展。今日豪門官僚資本，壟斷全國經濟，貪官土劣，魚肉鄉民，人間何世？不完全是黑暗地獄嗎？二十餘年來，我太簡單了，完全只研究軍事學，只作了一個純粹軍人，唯有八年抗戰算是於國家民族盡了應盡的力量。此外，則一切氣力均白費了！我沒有遂我的初衷，沒有對‘使政治上軌道’盡得應盡的責任。往事如昨，使我悵然如失。今年重新做人，以求不背初衷才是。”
設法脫身（2）
但是我樂觀得太早了，想不到還要經許多曲折，才能脫身。
1月6日總統府第三局（軍務局）的陸大同學傅亞夫向我透露，顧祝同簽呈我任第十軍軍長，總統未批准。同天肖毅肅又告訴我：“總長籤你任軍長，原是總統的授意。”
我聽了這相矛盾的兩個訊息，好似晴天一個霹靂，震得我腦袋全暈了。我想蔣介石既疑心我，讓我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