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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所寫我在暫編五師的經歷雖全屬事實，但寫*應力戒自我表揚，我為什麼不避諱呢？一方面我要暴露國民黨軍隊的醜惡，並說明“飢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有愛國心的軍人（尤其將領），如果能夠潔身自好，講求學術，忘我地整頓訓練部隊，素質再差的軍隊也可整頓成為勁旅。如果再加上“出陣之日即忘其身”的精神，就以當日國民黨軍隊的裝備，在持久戰鬥中的相持階段，是可以多消滅敵人而促使反攻階段早日到來的。反攻階段又是可以多依靠自己力量，取得勝利的。另一方面是作臺灣國民黨罵我是“共諜”的回答。說實在的，我是愛國主義者，我在進國防研究院之前，是捨生忘死為國——也就是為國民黨賣命的。像我這樣對剝削憎恨，略具愛國心和正義感的人，到重慶目睹國家要在一批蠹蟲手中葬送掉，而不棄暗投明以挽救國家，是不可想象的。就是今天台灣當局置國家前途於不顧，國民黨內部有識之士，恐怕也不會那麼心死，無所作為吧？另外，我親身經歷兩種軍隊，認識到今日解放軍有共產主義的遠大目標，有共產黨的嚴密組織，軍隊是共產黨領導的國家軍隊，全體指戰員都不是為任何個人出力，所以領導幹部不用講求統馭術，費那麼多苦心驅使別人為自己賣力，就可以有團結堅固，勇敢犧牲的軍隊。我對比今昔，覺得今日我軍幹部，可以而且應該抽出較多的精力和時間，在政治工作方面傾全力堅強黨的組織，發揚大公無私，先人後己的共產主義精神；在軍事方面，潛心研究現代軍事學術，傾全力訓練部隊，把生產、福利等事務交給國家去辦理，則這支軍隊必定可以摧毀任何入侵之敵，完善地保衛祖國。
在國防研究院學習（1）
蔣介石為了在中國培養出希特勒所鼓吹的所謂“全能將校”（即陸、海、空三軍都能指揮的人），如龍美爾、凱薩林、倫斯德特式的人物，調集了少數人在重慶浮圖關山上辦了一個國防研究院。國防研究院連主任副主任一共有41人，主任王東原，副主任杜建石，其餘39人中，有的叫研究委員，有的叫研究員。研究委員就帶有教師的意思，我是研究委員。另外，如沙學浚（學國防地理）、吳光傑，以及一個姓石的（學教育的）也都是研究委員。此外，沒有專門的教師，因為希特勒搞的那套東西還是一個新花樣，國內很少有人懂得。
國防研究院研究的主要內容是：研究平時戰時的國防體制；研究陸、海、空三軍聯合作戰的指揮技術；研究國家的經濟、教育、軍事、工業等如何有利於國家實行總動員，即軍隊、機關、學校、工廠、農業、商業、交通等平時怎麼準備，要設什麼機構，才便於轉為戰時體制，戰時體制又如何構成，才便於打仗；研究全國的最高統帥如何才能統管全國的軍事、政治、外交、經濟等，實行一元化領導；研究孫中山的學說，尤以研究他的建國方略為主，如修多少鐵路、南方大港、東方大港等如何設計等；此外，還研究蔣介石的著作《中國之命運》。蔣介石《中國之命運》是希特勒《我的奮鬥》之翻版。此書並非出自蔣介石之手筆，而是陶希聖代筆，以蔣介石的名義發表的。書的內容，多在於責備共產黨，說什麼，這麼多年，國治不好，主要是共產黨搗亂等等。因遭全國人民反對，此書未大量公開發行，國防研究院對於上述諸類問題的研究，也只不過是閉門造車而已。如研究陸、海、空的指揮技術時，就是由我做的一個想定。實際上，我既不懂空軍，也不懂海軍，在航空學校學的一點空中偵察知識也十分膚淺。
國防研究院有時也請一些名流以及國民黨主管各部門的人來作報告，以供研究之參考。如請行政院的孔祥熙報告財政問題；兵工署的署長俞大維報告兵工生產的問題；軍政部的何應欽派人來報告軍政問題；陳立夫報告教育；經濟委員會的錢昌照報告經濟管理問題等。
1943年間，日寇在宜昌附近和上下五龍一帶集結了大量兵力，準備向國民黨部隊發動一次新的進攻。當時蔣介石判斷不清日寇的企圖，這一下慌了手腳，要到第六戰區親臨前線指揮。陳誠此時在雲南擔任遠征軍司令長官，聽到這個訊息，向蔣討好說：“你去還不如我去，明知是丟地方，誰個也守不住，你是全國統帥，丟了地方怎麼行，還是讓我去吧。”蔣乃令陳誠到六戰區前線指揮。
陳誠從雲南來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