條標準“創新、影響力、推動力”，我們也就明白，董明珠當選，當仁不讓，情理之中。
強調責任感，董明珠不是第一個，也不是最後一個，但她卻是由始至終始終堅持的一個。
面對價格戰，董明珠誓不降價，是因為她要對消費者負責。降價固然可以增加產品的市場分額，但因此而導致的偷工減料，是對社會、對消費者的嚴重不負責，所以她不降價。
剛當上經營部長，她就開除了一個據說有著深厚的背景，沒領導敢動的員工，是因為她不但要對經營部負責，還要對公司負責。
面對多元化經營的誘惑，她堅持走專業化道路，是因為她不僅僅想賺錢，她還要造最好的空調給消費者，她要讓中國的空調走向世界，她要為民族爭氣，為國家爭光。
這一切，她做得如此自然，沒有一絲的虛偽做作。正如她的人一樣，個性畢露，卻又直爽可愛。
現在，中國的很多企業都把“企業的社會責任”放在了發展規劃之中，這是一件好事情。可我們不妨進行一下惡意的推測，這麼多的企業在強調社會責任，又有多少家是真心的？又有多少家是迫於社會的壓力？又有多少家是在做秀？又有多少家能夠像格力那樣，把企業的社會責任當成很普通的一件事去做？
當然，這也不能怪我們的企業，畢竟，企業應該負起社會責任，也是隨著形勢的變化才慢慢出現的。即使在市場經濟成熟的西方國家，這一提法也還沒有多少年。對於我國的企業和企業家而言，企業的社會責任問題是一個新的話題，還需要大家慢慢地接受。
西方的企業最初也沒有什麼社會責任的概念。它們的存在僅僅為了賺錢。古人云：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企業家冒著巨大的風險投資並且辛苦經營絕不是為了爭做現代社會的活雷鋒，他們的最終目的是為了盈利。早在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米爾頓？弗裡德曼就對企業責任進行了頗具代表性的描述：企業的責任就是使利潤最大化。
雖然弗氏理論在上世紀70年代的西方國家已經失去了其統治地位，但就目前來說，中國的很多企業家仍然將其奉為企業經營的行動指南，甚至認為社會責任是企業的咒語，他們把企業營利與企業社會責任對立起來，逐利的心態使二者之間形成一條不可逾越的鴻溝。
另一個讓企業產生抗拒心理原因是“新貿易壁壘說”。一些輿論評價企業社會責任及其認證標準是發達國家繼反傾銷、綠色壁壘之後，針對發展中國家發起的新型貿易壁壘。一些專家也警告說，SA8000是社會良知對資本權力進行的一種制約，但極易成為限制發展中國家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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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企業就是在做社會事業（2）
不管我們樂不樂意，殘酷的現實已經逼迫我們必須要承擔起企業應負的社會責任。2006年春節剛過，我國不少地區勞動密集型企業用工全線告急。據報道，在南京市某勞務市場，一家飯館老闆表示，現在找服務員真的很難，他已經連續3天在這裡等了，“如今是招工的比找工的還急”。
作為一個擁有9億農民的發展中大國，當許多人苦於找不到工作的時候，竟然出現“民工荒”。“民工荒”問題的實質是民工的工資太低，待遇太差，民工的權益得不到保障，以至於一些民工寧願呆在農村受窮，也不願到工廠辛苦受累。
是不是企業沒有能力公平、公正地對待民工呢？
問題顯然不是這樣。一位記者曾在一家生產牙刷的全國知名企業調查，企業老闆談起致富經眉飛色舞，但一說起職工的社會保障問題就無言以對。據記者暗訪，這家在全國創造了許多項第一、效益甚好的企業，職工養老保險、醫療保險都未解決。
由此看來，民工待遇能不能提高，關鍵不在有沒有能力的問題，而在於把民工放在什麼位置上、能不能切實踐諾以人為本的問題。
和很多老闆不同的是，董明珠從沒想過靠廉價勞動力給公司賺取高額利潤，她有一個目標，那就是要讓格力最基層的員工，也要達到年薪3萬。這一目標，應該與董明珠的經營思維有關。我們知道，董明珠剛上任經營部長，就拿業務員開刀，不但削減了他們的權力，還在業務員的銷售提成上進行了限制。董明珠一直認為，一個企業的發展，是企業的每一位員工共同努力的結果，而不是某幾個人的功勞。如果把成績都算到幾個人的頭上，那是對大多數人的不公平。
格力的社會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