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條鞭法僥倖得以保留，並並繼續擴大實行，到萬曆十五年，雲、貴、川、陝、晉諸省也已推廣，大明的賦稅制度徹底變了樣子。
瑞士經濟學家西斯蒙地（1773—1842）曰：“賦稅是公民換得享受的代價，所以不應該向得不到任何享受的人徵稅；就是說，永遠不能對納稅人維持生活所必須的那部分收入徵稅。”他還說：“徵稅辦法越使納稅人感到方便、且有能力繳付，則越是好稅。”（《政治經濟學新原理》）
一條鞭法就是好稅！
它的實質是什麼，古人看得清楚――“徭役公平而無不均之嘆”（《明世宗實錄》）。而已，而已！只有公平，只有消滅了“不均”，人才有積極性搞生產，國家才因此有源源不斷的財政之“血”。
誰說古人沒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概念？此處就是一例。可嘆的是，有人就是看不得“平均”二字，以為一平均，一公平，效率就沒有了，就要拉了生產的後腿。
公平居然能影響創造財富的積極性？
荒謬以真理之名而行啊……
――真乃空前絕後！
以往的“幹多幹少一個樣”，其實枉稱平均，那是一種“勞與酬不對等”的不平均。而錢多產業多的人多交稅，錢少無產業的人少交稅，這才是令人心服的“平均”。
張居正在經濟改革中，倡導“平均”，厲行“公平”，國家也為之大收其利。前有節流，後有開源，財政赤字化為烏有。史稱“太倉之粟可支數年，冏寺積金不下四百餘萬”（《國榷》）。
且張居正的改革成果，並未及身而止，而是惠及後世。萬曆時代由此成為大明王朝財政最富裕的幾十年。前無古人，而後無來者。
如若沒有張居正，大明的“豪強之兼併”必將很快就致帝國“失血”而亡，其“貧民之困”則又不知何日得解放了！
其實，大明的賦稅改革早就勢在必行，然而誰來幹，誰能幹，誰想幹？嘉靖以來就無人能夠破冰。
此人要能總攬全域性，無人可以掣肘。此人要有匡濟天下之心，不因私利而退。此人要天性穩健沉毅，不輕率冒進變改革為禍害。
天降大任於斯。
惟有張居正！
苛政猛於虎，他就是打虎的英雄。
十三、孤絕者高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