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宅子，最引人注目的建築當數“捧日樓”和“純忠堂”了。在史志《江陵志餘•；卷五•；宮室》中，收有“純忠堂”的詞條，曰：“純忠堂，在城東，張文忠公敕賜堂也；萬曆元年，御題樓名‘捧日’ ，堂名‘純忠’，御書大字對句一聯，雲：‘爾唯鹽梅，汝作舟楫’（前一句出自《尚書》，意為“你是必不可少的調料”，離開你生活就談而無味；後一句出自《書經》，意為假如我要過河，“需要你來做船”；也就是說，你是我的好幫手）。事變樓圯，唯堂獨存。”最後一句說的“事變”，就是指抄家事件。事變後“捧日樓”被毀，但“純忠堂”一直到清初都還在。
位於張宅內院的捧日樓、純忠堂既然被明確標註為在荊州城東，那麼，荊州張宅的地理方位，無疑就在城東了。與之相印證者，還有本書的“龍山書院”詞條稱：“龍山書院，在城東，察院前舊射圃（騎射練兵場）也，嘉靖三年置。張江陵建第，取土於此，事變宅廢，書院之基，即捧日樓臺也。”
這本地方史志《江陵志餘》成書於明末清初，裡面將張居正荊州家宅的沿革表述得一清二楚。今日，在荊州古城東門內建有仿古建築一條街“張居正街”，可證張宅的位置久已被確認不謬。
當年，荊州的地方官不可能不明白這事，但誰敢說話？
抄就抄了，打擊壞人怎麼做都有理。這之後，“復遼”的輿論甚囂塵上。不“復遼”，怎麼能說明張居正罪大惡極？萬曆對這個，似乎興趣並不很大，事情拖到萬曆十二年八月，才算有了說法。
八月九日，萬曆下詔，指示各衙門堂官會商遼王案件處理事宜，同時他提出了自己的意見：“擬復遼爵，及重論居正之罪。”
遼王憲節是沒有兒子的，要“復遼”，可從旁支過繼一個來，這個封號就還可以由這個家族承襲下去。
不過，恢復一個被廢的宗室封號，對前任首輔再加重論罪，兩件事都可能會有難以預料的影響。“復遼”，有可能助長宗室氣焰；加重張居正的罪，將使此後所有的執政大臣膽寒！
萬曆之所以將兩件事一併提出，側重其實是在第二點，不“復遼”，就不足以定張居正的重罪。
這確是有點太過了，首輔申時行一向溫和，也不得不提出異議。一來是兔死狐悲，二來他怕擔不起這個歷史責任。於是勸阻萬曆：張居正的罪狀，就這麼多了，於法已無可再加。至於復遼，不光是政治問題，還是個經濟問題，因為“修廢第於民窮財盡之時，復廢國於宗多祿少之日，舉朝無一人以為宜者”。
我的皇上，你若“復遼”，不是頒發一張平反詔書就算完事的，你還要給他重新建王府，今後又要多出一份宗室開支，要不了幾年又將多出兩、三萬人吃財政飯！
在明代，因為國家養活宗室的負擔太重，所以只要哪個藩王沒有子嗣，人一死立即就廢封除國——能省點兒就省點兒。
萬曆被擊中了軟肋，不言語了，想了想，憋出一句來：“內閣說得對。”
此事就此擱置，到頭來以一道“王氏從厚，援徽府例贍食”的御批，把那不屈不撓的廢王妃給打發了。徽王，是在嘉靖年間被廢為庶民的，朝廷對他的原配一直還給一點贍養。遼王妃掀起這麼大的波瀾，仇是報了，可昔日輝煌未能重拾，只弄到了一份不錯的贍養而已。
朝廷上演戲，不是所有的角色都能得到恩賞的。
真正受益的，是言官裡的李植、江東之、羊可立三人，因為咬得最狠，把張居正當成逆臣賊子來咬，因而甚得萬曆垂青。皇帝給吏部下了個指示，說三人“摘發大奸有功，俱著於京堂不次使用。”就是指令破格提他們做副部長。
三人果然以七品御史連升六級，各得正四品少卿職。真是：京中一日三少卿，狂吠亦得烏紗頂。
其中，以李植尤為無恥，他曾經“數為人言：‘至尊（皇上）呼我為兒。’”——若呼你為孫，豈不要樂顛餡兒乎！
司禮監太監張誠因抄家有功，賜蔭弟侄一人為錦衣衛百戶。後張誠接任司禮監掌印太監，權勢威風堪比當日馮保。
張四維於萬曆十一年四月丁憂，回家去了，到萬曆十三年十月病故。這一段時間，正是查抄張居正家產的時候，他不在朝中，躲過了一場尷尬。
而繼任的首輔申時行，目睹張居正身後的慘禍，刻骨銘心，此後凡一切事務，均施行“寬政”。
“廢遼案”至此，塵埃落下。
萬曆十二年八月，對張居正的最終判決出來了。都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