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驚。而他的貓膩也就在這裡。
找張居正參與擬遺詔，是一箭三雕：可以提高居正的地位，為他儘快入閣造勢；可以在高拱和張居正之間起到微妙的離間作用，不至於出現張居正一旦入閣後跟高拱成了鐵哥們兒的可能；還可以給高拱這個不吃素的一點小小的顏色看看。
徐階的暗箱操作，果然達到目的。李春芳對此沒有什麼態度，高拱卻氣得幾乎跳起來！原本以為不會怎樣的郭樸，也有很強烈的反應。
高拱與張居正之間，從此就有了暗暗的裂隙，始終沒有結成真正的聯盟。
從更廣的範圍來說，這份遺詔的出籠，對徐階來說，真不知道是得大還是失大。由於《遺詔》否定了嘉靖時期的弊政，揭示了新政的大致走向，且概括得十分到位，公佈後“朝野聞之，皆號痛感激”（《明通鑑》）（霸氣 書庫 ｜。。）。顯然，它順應了人心，給徐閣老帶來了巨大的聲望。甚至後世有人懷疑這是出自張居正的手筆，我認為也極有可能。
但另一面，遺詔對先帝的譴責，畢竟是對皇帝的不恭，這就預伏了日後有人藉此發難的線索。
最直接的一個後果是，直接引發了高拱、郭樸與徐階的嚴重對立。
徐階在嚴嵩專權時期，曾經不得不忍辱負重，“肩隨嵩者且十年，幾不敢講鈞禮”（《明史…徐階傳》）。因之他對門派鬥爭深惡痛絕，在用人上小心謹慎，決心想消除門戶之見，造成和平內閣。可是《嘉靖遺詔》一出，內閣就開始紛爭不斷。
隆慶一朝，先後共有九人入相。可以說，其中無一人是奸佞之徒。隆慶皇帝本人木訥、怠惰，“委政臺閣”，自己不大管事，對待閣臣的進退處置，又十分的理智和寬容（這一點很難得）。“九相”雖有進退，內閣始終是強勢內閣。本可以有一番大作為，一洗嘉靖時期的沉痾，但可惜，閣臣相鬥，猶如車輪，使隆慶新政大打折扣，徐階本人也不得不黯然離去，歸鄉後仍紛擾不斷，一度窮途末路。
種瓜得瓜。徐階玩的小計謀，壞了他的大布局。
但是目前還看不出什麼。在這“嘉隆之交”，正是張居正青雲直上的瞬間——好運來了，真是擋也擋不住。從夏秋間起，不僅徐階常常造訪翰林院，在徐階的值班室——直廬，也能常看到張居正的身影。兩人頻頻謀於密室，說得好聽點兒則是運籌於帷幄。轉軌前後的國家大事，張居正不僅瞭然於心，說不定還出了一些很具體的主意。
國之器也，練兵就在此時。長於張居正22歲的徐階，對張居正的通透與沉穩顯然真的是很讚許，漸漸有了依賴感。後來張居正回憶說：“丙寅之事，老師手扶日月，照臨時寰宇”，而參與其事的，只有他張居正一人。
這個龐大國家的升沉，就在徐階的股掌之間。而徐階身邊，無其他任何閣、部大臣。只有這個年僅42歲的異才。
人與人的差別，何其之大！正如張居正所說，今日帝國的官員“冠纓相摩，踵足相接”，“然而未必皆可與之言也”。酒囊飯袋輩，跟他們有什麼可說的？
這實在是國家的不幸。本來，官員就是吃皇糧，為皇帝做事的。官員的生涯，應該是一種盡職的過程。官員在從政中應有一種以一己之力提升萬民生計的樂趣。可惜的是，大明的官員，永遠是庸碌的比盡責的多。庸官們把做官當成了一種享樂。官的涵義，成了權與利兩個字。汲汲於貪賄，是逐利，把仕途看成了商場。熱衷於加官晉爵，是戀權，在高人一等的感覺中才能體會到尊嚴。他們的人格就是官階，將烏帶換成金帶、把金帶再換成犀帶，人格也就逐漸高大——比自己品級低的小官們的逢迎，就是尊嚴的基礎。
張居正卻是個異數，他在這些濁流中拔地而起。品級不高的他，以一箇中級官員的身份與當朝首輔結成了莫逆，參與國家大局的運籌，贏得了遠超過他品級的巨大聲望。當年王世貞的一句話，可以為明證：“中外目屬居正，謂必大用矣。”（《嘉靖以來首輔傳》）
恩師提前為他鋪好了紅地毯。隨著龍慶元年（1567年）元日的到來，這位深藏不露、智勇沉毅的未來之星，就要在龍虎風雲的內閣登堂入室了！
【吉星照我上殿閣】
歲交冬至，寒風凜冽的北京城，人心裡卻湧動著莫名的暖流。一條病龍終於昇天了（龍馭上賓），冥冥中的機括忽然彈開，有些人壓抑了許久的命運，必然急劇躍起。
在那個歲末，偌大的北京有三個人的命運，就發生了這樣的變化，讓他們本人也頭暈。首先一個，當然是裕王。在主持了父皇的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