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個校園，這時幾乎昆明所有的大中學生都被捲入一次大示威的計劃。
戰鬥爆發了，石塊對抗槍械和手榴彈。戰鬥結束時有三個學生和一名音樂教
師被殺，十幾名學生受傷。①
如果政府開始謹慎地疏遠知識分子，它不會取得像 １９４５ 年 １２ 月 １ 日那
樣強烈的結果。疏遠已是一個公開的事實，同盟國勝利後不到一年，昆明正
在變成知識分子的“恐怖世界”：首先，謠傳政府已列了一份“黑名單”，
然後發生了兩起對兩位教授的暗殺：李公樸於 １９４６ 年 ７ 月 １１ 日被害，而聞
一多於 ７ 月 １５ 日在一次公開悼念李的大會上發表一篇激動人心的講演後被
害。②１０ 名民盟其他領導成員，包括潘光旦教授（清華教務長），費孝通（人
類學家，雲南大學）和張奚若（政治學家，聯大）立即前往美國駐昆明領事
館避難，直到他們的安全得到一個來自重慶的特使保證為止。③
在這種變化莫測、憂慮和對現權力結構越來越不抱幻想的境況中，學術
界的主要任務是收拾行裝，把學校遷回原來的校園。搬遷工作完成得極其迅
速。例如，１９４６ 年秋季學期，南開大學在天津郊外的八里臺校園重新開學。
８００ 多名學生在原址恢復學習，那裡 ７０％的建築已被毀壞，但一年後恢復工作
就完成了大約 ３０％，而管理人員為重建學校仍有一段漫長的路要走。政府繼
續執行其統一和理解的政策，把全部第一流大學，包括南開在內，變為國立。
增設和改組也在進行。例如，北洋工學院戰後從陝西遷回，１９４６ 年重新命名
為北洋大學，人員被配置在兩個部分，即一個理學院和一個工學院。幾所教
會大學從四川遷回後聯合組成華東大學，設在上海前聖約翰大學的校園裡。①
１９４４ 年，撥給高等教育的經費總數已達 １８０ 億元（１９３７ 年為 ３０００ 萬元），
但它的真正購買力只相當於 １９３７ 年期間的 １８０ 萬元。４０ 年代末期學生人數
較多，學校也較多，這意味著質量急劇下降。②從總體看，在戰爭年代數量的
增長沒有帶來相應的質量的提高，雖然在某些學校某些專業領域的大學教學
仍設法保持世界標準的高水平。從 １９４１—１９４２ 年開始教育部對大學員工進行
個別正式登記和任命的政策也引起了爭議。③
① 蘇珊娜？佩珀：《中國的內戰：1945—1949 年的政治鬥爭》，第 44—50 頁。又見本書第 13 章。
② 《觀察》第 1 卷第 1 期（1946 年 9 月 1 日），第 22—24 頁。
③ 同上，第 24 頁。關於全情，見葉文心：《異化了的高等學府：中華民國的高等教 育》。
① 《中華教育界》新 1 卷第 1 期（1947 年 1 月 15 日），第 108 頁。
② 歐元懷：《抗戰十年來的中國大學教育》，載《中華教育界》新 1 卷第 1 期。
③ 關於戰後兩年來的中國教育狀況，見《中華教育界》新 1 卷第 1 期，第 12—13 頁；又《中華教育界》
新 2 卷第 1 期（1948 年 1 月 15 日）和新 2 卷第 2 期（1948 年 2 月 15 日）的特輯。關於高等院校的損失、
１９４６ 年 ９ 月一份新週刊《觀察》的出版可以被看成本世紀中期中國自由
主義分子的最後抵抗。主編儲安平得到來自像十幾年前曾向《獨立評論》投
稿的那樣的知識分子的積極支援。為第一期《觀察》寫作的名單是一份高等
教育和現代專門職業界領袖的部分點名冊：王芸生，《大公報》總主筆，該
報當時是一份最受重視並廣泛傳播的日報；伍啟元，清華經濟學教授；蔡維
藩，南開歷史學教授；馮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