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弄清所遷學校在八年戰爭期間的作用，讓我們看一下其中最著名的
國立西南聯合大學（聯大）。整個學術界頑強堅持是支撐戰時教育的關鍵因
素。１９３７ 年秋，即當戰爭擴大到中國更多地方時，聯大的課堂教育恢復了：
長沙臨時大學以其北大、清華和南開大學師生之眾，於 １１ 月 １ 日開課。校舍
一部分是借用的房屋，一部分是計劃中的未來清華大學農學院的校舍，恰在
長沙城外，是戰前不久獲得的。然而，在秋季學期結束時，日本人更迫近長
江中游地區，學校決定遷往西南邊陲省份雲南。沒有人提問如此遠距離、大
規模搬遷中的人力和物力消耗是否適當：高等教育機構顯然是國家最有價值
的資源，所以只要形勢允許，當然必須搶救和重建。
１９３８ 年秋，師生在雲南昆明重逢（由於容納不下，文學院和法學院已先
在蒙自住了幾個月）。大約 ３００ 名學生，由幾個教授隨同，從長沙步行兩個
月，行程近 １０００ 英里，而更大的隊伍則乘車船繞道香港和滇越鐵路到達。人
員會齊之時，聯大隨之誕生。①同時，還舉行了入學考試，招收一年級新生，
以擴充來自華北的現有學生隊伍。
聯大教員包括中國一些最有名望的學者。到 １９４０ 年，註冊學生增加到
３０００ 多人。學生的增加迫使聯大於 １９４０ 年開始在四川敘永建立新生分校。
昆明的設施負擔過重，既有借自當地學校的舊建築，也有在 １９３８—１９３９ 年倉
促建起的廉價的“新校舍”。在原有的文學校、理學院、法商學院和工學院
等四個學院之外，增了師範學院，課程的範圍擴大了。②蔣夢麟、梅貽琦和張
伯苓，他們分別是戰前北大、清華和南開的校長，顯示了政治家風度的分工
合作才能。蔣和張在重慶度過了大部分時間，與政府保持經常聯絡以照顧聯
大的利益，而梅則在昆明負責學校的日常管理。教師努力從教，同時使自己
的學術工作適應極不相同的地理環境和知識環境。例如，社會學家費孝通已
重新就職於省立雲南大學，雖然有時也被邀在聯大講課，但他把對長江下游
農村的研究轉移到考察中國西南的少數民族；南開經濟研究所切斷了與華北
基地的聯絡，轉而發掘不發達的內陸的經濟。
隨著戰爭的延續，嚴重的實際困難加劇了。一個長期的難題是怎樣獲得
圖書和裝置。經搶救並運到雲南的遠遠不夠，而新的供應品又難以獲得，特
別在 １９４０ 年滇越鐵路中斷之後。１９３９—１９４０ 年國民政府提供了 １００ 萬美元
為各大學購買圖書和裝置，但到 １９４５ 年“仍未全部到達”。政府下令中學的
② 《戰時中華志》，第 189 頁。根據另一計算，1936 年全國高等院校校產總值為國幣 39275386 元，不及
估計損失之半；見歐元懷：《抗戰十年來的中國大學教育》，載《中華教育界》新 1 卷第 1 期（1947 年 1
月 15 日），第 7 頁。
③ 陳立夫：《四年來的中國教育（1937—1941 年）》，第 3 頁。朱家驊：《抗戰第八年之教育》，載《朱
家驊先生言論集》，第 172 頁。
① 見約翰？伊斯雷爾的西南聯大校史原稿。
② 張起鈞：《西南聯大紀要》，載《西南聯合大學》（學府紀聞叢書之一），第 25—39 頁。
自然科學課程應只用國產品作實驗以便把進口貨留給大學實驗室，但是這些
措施遠遠不夠。①這類物資匱乏使科學和技術科目的課程作業質量下降。同
時，圖書館書本不足使大多數大學課程嚴重依賴課堂筆記和基本教科書，結
果教學雙方都受到嚴重的限制。
另一個問題是師生生活水平持續下降。由於通貨膨脹惡化，教授的創造
力常被轉向維持生計。政府特許教育和公務人員每月以固定的低價購買定量
的大米。②許多大學生處境更為困難。戰爭初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