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級的公共圖書館，
後者可與美國國會圖書館、法國國家圖書館和大英博物館媲美。羅家倫在
１９２７ 年負責中央政治學校時表示，他想把這個學校變為四年制的學校，兼 具
倫敦經濟學院和法國政治學院的特色。①有幾年，第一代現代知識分子認為，
他們為現代中國所做的設計是頗見成效的。
然而，這個互相聯絡並緊密結合的學術帶頭人的世界的消極面是一個不
能忽視的現實，因為全部學術機構是建立在一個自相矛盾的形勢之上的。盡
管這些科學家和學者竭盡全力從事機構建設，但把他們的目標轉變成現實的
機會卻取決於他們左右政權的能力，１９２８ 年後，這是指國民黨。許多學術領
導人參加過孫逸仙領導的共和革命，他們能依靠這種聯絡來幫助他們的教育
工作；民族主義是遍及社會各個角落的共同語言和普遍情緒，它也能緩和自
由主義的個人與政府當局之間潛在的破壞性對抗。然而矛盾卻時有表面化的
危險，例如在國民政府和中華文化教育基金董事會董事之間，關於控制基金
會基金卻有低度的然而接連不斷的緊張現象出現。②
１９３３ 年，自由主義的危機在中國突然出現。法西斯主義在義大利和德國
② 《袁同禮：讚頌》，第 55 頁。
① 《袁同禮：讚頌》，第 56—57 頁。
② 同上書，第 234 頁。
③ 胡適：《胡適留學日記》，第 3 卷，第 583 頁。羅家倫：《我所認識的戴季陶先生》， 見《逝者如斯集》，
第 146 頁。
① 載《逝者如斯集》，第 146 頁。
② 彼得？巴克：《美國科學與近代中國，1876—1936 年》，第 223—224 頁。
的崛起正在鼓舞中國的效法者（見第 ３ 章），獨裁主義的學說正在湧現，而
五四運動的學術派雖然避開了革命政治，但決不可能完全不知道選擇了馬克
思主義革命道路的以前的同事們。這兩種黨派專政的持續對抗，使國民黨動
員和鎮壓的力量增強了。恰恰蔡元培的右臂是楊銓（楊杏佛，１８９８—１９３３
年），他曾一度擔任孫逸仙的秘書，畢業於康乃爾和哈佛大學，１９１９—１９２２
年任科學社幹事，自 １９２８ 年起任中央研究院第一任總幹事。在楊的眾多活動
中，他曾與宋慶齡一起投身人權事業，並曾幫助建立短暫的中國民權保障同
盟，深得自由主義者和左派的支援。１９３３ 年 ６ 月楊銓在中央研究院他的辦公
室外公然遇刺，兇手隨即被南京的警察殺死。與 １９１３ 年宋教仁被暗殺不同，
這次行動的指使者從未受到追查。蔡元培雖然在 １９４０ 年去世前一直擔任中央
研究院院長，但 １９３３ 年後他選擇了保持低的公開形象。①謀殺楊銓後，國民
政府開始了消滅江西的共產黨的最後戰役，並於 １９３７ 年最終發動了中國抵抗
日本侵略的戰爭，當時國民黨的主要組織者陳立夫擔任教育部長。
總之，自由主義教育家在共和中國的成就，是在來自國內外的暴力尚未
佔優勢的短暫時期取得的。學術界的領導人主要是在志同道合的同事中間工
作，他們的相對成就足以助長他們的信心，這種信心在很大程度上並不為現
實所支援。然而這種自信和共通的意識，在這些領導人與他們朋友圈外的世
界之間樹起了一道屏障。除少數專家外，中國廣大民眾的生活和問題依然未
被學術工作觸及。黃炎培昔日是張謇的信徒，他致力於把職業教育辦成一種
向需要職業訓練者開放的自由選擇；然而，因為與農村社會的聯絡並未有效
地建立起來，這個運動的影響主要限於部份城市居民，而且 １９２８ 年後職業學
校變得越來越像普通學校了。②３０ 年代中期，鄉村建設運動在陶行知、晏陽
初（在河北省定縣）、梁漱溟（在山東鄒平和南京附近的一個模範縣）等人
領導下剛剛開始。③蔣廷黻，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