組織起來寫了一部三幕劇《保衛盧溝橋》，甚至在完成前就有幾家
劇團爭演出權。③有時作家戰地訪問的通訊也是集體採寫的。
在 １９３９ 年的《民族革命戰爭與文藝》一篇文章中，胡風披露戰爭文學的
五個顯著的弱點：（１）公式化或概念化的傾向；（２）繁瑣的冷淡的傾向，在繁
瑣化的作品裡面，過多的生活枝葉和事實毛髮，使作品不能博得真正的實感；
（３）傳奇的傾向；（４）由於這些主觀上的弱點，既沒有產生偉大的史詩，也沒
有產生生動的現實主義作品；（５）由於思想的貧弱所產生的藝術力量的貧弱，
文藝的人民性還不能取得決定的勝利。④胡風的批評，顯然道出了他對降低藝
術的不滿。他與茅盾一起反對過分政治化的觀點，那種觀點認為戰時文學只
應刻畫生活的“健康”和“光明”的一面。按茅盾的提法，一個正直的批評
家應當號召作家們，不僅要描寫“新的光明”，而且要暴露“新的黑暗”。①
然而，重慶有些批評家反對宣傳對文學質量的侵蝕，恰恰相反，他們主張兩
者應該完全分離。朱光潛強調“冷靜超脫的觀察”的重要性以及藝術的自律。
② 藍海：《中國抗戰文藝史》，第 68—73 頁。
① 朱莉婭？林：《中國現代詩歌：概論》，第 171 頁。
② 《中國現代文學史參考資料》第 1 卷，第 631、638 頁。
③ 藍海：《中國抗戰文藝史》，第 43 頁。
④ 胡風：《民族戰爭與文藝性格》，第 53—55 頁。
① 《中國現代文學史參考資料》第 1 卷，第 670—671 頁。
沈從文認為作家與文化工作者之間有明顯的區別，前者應當是藝術家，而後
者是宣傳鼓動家。沈爭辯說，作家們不應該與政治任務攪混在一起。梁實秋，
這位左派分子們從前的敵人，更進一步倡導“無關的”文學，“人生中有許
多材料可以寫，而那些材料不必限於‘與抗戰有關’的”。②
這些要求文學質量的呼籲沒有得到回答。夏志清下結論說，在“大後方”
創作的小說，普遍缺乏“激情和特色”；好作品的數量比戰前十年少得多。
“游擊戰爭和學生戀愛的千篇一律的模式，以及無處不在的愛國宣傳的調
門，毀掉了大多數戰時的長篇小說”。③
在成名的作家中，只有茅盾和巴金創作了有意義的作品。茅盾在 １９４２
年前的兩部長篇小說——《腐蝕》和《霜葉紅似二月花》，與戰時的關係並
不明顯。《霜葉紅似二月花》講述一個小城鎮在 １９２６ 年的情況。而《腐蝕》
則是一部不折不扣的政治性的長篇小說，它刻畫了國民黨秘密警察的罪惡。
這部長篇，以小說的形式闡明 １９４１ 年臭名昭著的“皖南事變”，被共產黨的
批評家譽為可與《子夜》比美。①
與茅盾相比，巴金在戰爭年代取得了穩定的進步。他的《家》的兩部續
篇寫得較好；特別是《秋》，它表明巴金感情上的成熟。但他最好的作品，
當然是寫於戰爭即將結束，而於 １９４７ 年出版的《寒夜》，它確立了巴金作為
“一個極富盛名的心理方面的現實主義作家”的地位。他刻畫戰時居住在重
慶的同一屋簷下，並且捲入家庭愛與妒之網中的三個普通的人物——一個男
人，他的母親和他的妻子，巴金成功地獻給人們的，“不僅是中國處於失敗
和絕望的最黑暗時刻的一個寓言，而且是走慈善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