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技術的角度分析，中國長期停滯不前，直到19世紀才出現工業能源的運用、生產與組織，大約比充滿活力的復興時期的歐洲晚了400年……中國不得不用15世紀的政治來面對19世紀的進步。即使在歐洲，進步所產生的力量也如那些偉大的宗教戰爭和法蘭西革命一樣具有爆炸性……
“在中世紀的歐洲，在現代國家和現代政治出現之前，法律是以古老的習俗為依據的……作為根據新的情況制定新的法律的立法機構，政府是未知的，法律在制定之前沒有人知道它是什麼樣，法律是會在將來不斷變化的法律。從習俗執行作為法律到由立法機構來制定法律，意味著從思想、原則、傳統的統治向指揮的權威、組織的權威和我們所稱之官僚機構的權威的巨大轉變。這是所有事物在本質上的變化，它將社會凝聚在一起，並將一個人類群體演進成我們所稱之為的國家或民族國家……
“援助中國”的意識形態因素（2）
“中世紀的西方人同意或贊成已知與不間斷的法律的實質。現代西方人卻永遠不會完全瞭解他將來的法律，因為它始終處於被締造之中。同意與贊成不是賦予了實質，而是賦予了有權締造法律的權威。為了建立民主，不僅必須自由挑選代表，而且還必須首先建立一個給代表行使職權的立法機構。在由習俗統治的國家播種民主，要求同時執行兩個偉大的任務，而這兩個任務在西方是先後執行的……
“與西方社會相比，中國社會仍然保留著這樣一種狀態，思想在每個人的意志裡面起到較大的作用，而在有組織的政府中卻起到較小的作用。這對共產主義是非常有利的條件，靠精心闡述與雄心勃勃的理論學說，共產主義準備以新學說代替老學說……
“在西方，我們對自己不用指南就可以向前、用研究來找出某一個問題的解決辦法的能力持有某種信心，因為我們幾個世紀以來都是這麼做的。那不是一種輕易能夠傳承的信心；它也沒有像馬克思主義一樣包裝起來。”
貪汙被當作為什麼美國不能“援助中國”對付共產黨的理由，解釋給許多中國的領導人聽。針對博爾頓報告給定的背景，貪汙具有不同的一面。它不只是舊中國的一個陋習，也不是一個壞運氣。它是在佔世界3/4的工業落後國家中，美國不得不面對的一個正常現象。這3/4的工業落後國家，正如英國和其他國家得出的一樣，不能置於西方思想的監護之下。它將融入到民族主義、工業主義和進步潮流中。當它走到那一步的時候，它就會在那裡掙扎而躊躇不前。
共產主義在中國取得了成效。它幾乎適用於所有14億目前既沒有徹底民主化也沒有徹底公有化的人。假如它在中國沒有被打敗，那麼也就沒有理由奢望它在世界3/4的其他任何地方會被打敗，共產主義與西方之間的鬥爭都有賴於這些地方的支援。
按照杜魯門主義，美國承擔了在世界範圍內與共產主義做鬥爭的責任。在相對容易取勝的歐洲戰場，它正在緩慢地，但並不確定地贏得勝利。在更大範圍的戰場上，它正在輸掉這場戰爭。
美國僅是依靠少數幾個工業發達國家所組成的防禦，它是今天的防禦，但不屬於明天。在10年之內，共產主義可能會在現今落後的大部分國家實現工業化，有可能使世界喪失鬥志，並轉而對付我們。
我們在中國的目標並不完全是那種對我們朋友的援助。它是為了挽救我們自己，擊退共產主義。
在亞洲，有史以來最嚴重的一次危機正在上演。陷入困境的國民黨繼續向西方盟友伸手要求援助。1948年12月初，宋美齡在南京登上一架美國海軍的飛機，啟程前往華盛頓來請求援助。
政府官員對蔣夫人訪美並不熱心。1943年，當時美國把主要精力放在贏得西部戰場勝利上，她曾來美國要求給予東部戰場同樣的援助。她深深地打動了國會，她的堅毅給各級官員留下了深刻印象。
但是她的要求並沒有得到滿足。當時的參謀長聯席會主席喬治·馬歇爾拒絕改變盟軍的戰略。現在任國務卿的馬歇爾冷靜默然地等待著這位世界上最有魅力的求援者，她是來為國民黨政府的生存而奔走的。
美國向蔣介石表示“更多的同情”。杜魯門總統把國務卿馬歇爾叫到辦公室，用25分鐘時間，討論了緊急援蔣的可能性。中國駐美大使顧維鈞也來到白宮請求提供緊急援助。走向杜魯門的辦公室後，顧維鈞說杜魯門總統給他以鼓舞，他說，按照東方觀念，“他是極負同情心之人。”
國民黨大勢已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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