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重達萬噸機器由那些苦力工來運送，行程達幾百英里。按美國標準，這也不過是500運貨車箱。按照亞洲人的標準，這是一場工業革命。
在重慶，這座新興的工業城市，擁有140家工廠是在上海和漢口之後的第三大工業城市——逐步成熟起來。中國的大學也同時遷往內陸。政府正在著手組織西部農民加入到製造行業中，像漆皮、小型船隻、紡織、煤礦、造幣、麵粉加工和硫酸製造等。
在中國人與日本人之間的這場鬥爭從哪個方面來看都是一邊倒的。日本作為一個封閉的島國，多達700萬人口靠稻米和捕魚過活。早在兩代人之前，日本民族所接收的西方文明是源自於天皇和大封建家族的高層統治。日本人情願跟隨著近乎法西斯方式的領導者，因為他們視天皇——永遠以一種盲目式而現在更是有增無減——是神與家長的結合。在這樣一種準獨裁的狀態和半獨裁經濟下能夠生存顯示了日本人的堅強性格。
日本人佔領了臺灣（1895年佔領），奪取了滿洲南部鐵路（1904年日俄戰爭中奪得），佔領朝鮮（1910年）和滿洲國（1931－1932年），但是與鎮壓6倍於日本人口的中國人和佔領面積為400萬平方公里的中國領土相比，那些都只不過是兒戲而已。
中國人生性隨和，不願戰爭也沒有任何戰爭準備。早在孫中山1911年發動的辛亥革命前，老百姓們可以容忍清朝的皇太后慈禧盡情地放鞭炮，而排斥來福槍的引進；可以進口大量無用的小玩意兒而拒絕軍艦。西方文明已經來到中國，正在接近中國，不是透過許可命令，而是打擊或不經意的滲透——從與西方的貿易合同，從傳教士辦學，從共產黨宣傳，從勁敵日本人那裡，從新興的民族領導人那裡得到的。當面臨外來侵略時，他們出擊反抗。
要是蘇聯人也與日本人作戰，局勢自然會對中國人有利得多。如果歐洲也加入戰爭，則形勢會變得更為複雜。但中國人並沒有指望這些可能的因素。他們已準備獨自作戰。而他們的長期抗日使歐洲在很長時間內處於和平狀態，日軍身陷對華戰爭中，而無法加入到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聯盟發動新攻勢。
漢奸與畫家，戰爭下的人物百態
7月之初，在中國的日本佔領區，神秘地穿梭著一個溫文爾雅、深藏不露的東方人，名叫汪精衛。此前，有報道稱他在中國北方政府所在地北京當上了日本的一號傀儡。這些天來，從重慶到北京的意識形態上的距離要比地理距離長。而汪先生，這位資深的革命家，一度是蔣介石委員長的合作者，過去中國事務“三巨頭” 之一，跨越了這個意識形態以及地理的距離，這個事實可以說是日本對華外交的極大勝利。
對於汪精衛，北京城一定充滿了作為一個叛逆青年的回憶。1910年，26歲的他去北京策劃謀殺清攝政王載灃。同謀者是他的未婚妻，後來成為其妻的陳璧君小姐。陳要坐火車去東京，這個年輕人暫時走出他的隱蔽地到車站送別他的未婚妻。火車啟動時，他禮貌地輕觸帽簷，一下子便被攝政王警覺的警察發現了身份——那時候這種動作就是革命黨人的特徵。警察尾隨汪來到他的隱蔽處，搜到許多槍支和炸藥，遂予逮捕。汪瀟灑地供認了一切，被披上枷鎖收監。在舊中國，這意味著大約在三年以後被政府殺頭，但這時候，孫逸仙博士領導的革命在1911年10月爆發了；汪獲釋。
汪精衛是深受尊敬的孫博士心愛的學生，為這位領導人起草了許多宣言，甚至包括孫逸仙博士在臨終病床上發表的著名的《總理遺囑》。他是東京法學院的畢業生，經常去歐洲旅行，能講流利的法語，曾多次在德國治療糖尿病。當這場戰爭爆發時，他正在德國。他曾擔任過兩年中國的總理。
汪精衛和蔣介石委員長從性情上是兩極對立，但是即使在戰爭開始以後，他們還在繼續合作。作為黨的副主席，汪精衛隨同政府從南京到漢口又到重慶。但是去年冬天，他把兒子們從學校接出來，送到國外，又收拾起他自己的物品，在一天夜裡秘密離開重慶，飛往香港。他控制不住妥協的本能，宣告他要和日本“和談”。蔣介石把他驅除出黨，逮捕了他的追隨者。
汪從香港又到上海，後來到了日本佔領的漢口。日本人認為他是傀儡政權的極好人選。汪精衛一投降，日本的軍事外交官們希望本星期，即開戰兩週年紀念日能夠成立一個新的中國中央政府。
英國政府自以為天津方面的最嚴重形勢已經過去了，日本人同意在東京開會，便是願意把天津事件作為一個孤立的問題來解決，而無須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