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民正在致力於同全世界展開愉快合作的努力。這種努力幾乎是史無前例的。他們的領導人每天都在解決衝突的方案方面取得進展……衝突的背景十分複雜，其過程也很慘烈，持續了二十多年……他們在結束敵意方面正在取得成功……”
喬治·馬歇爾更加謹慎地繼續說，“如果我們要擁有和平，如果世界要和平，那麼就必須要知道為什麼中國當前的努力一定要成功。這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其他國家行動的方式。如果中國對此置之不理，或如果有人千方百計阻撓其實現渴望已久的和平，那麼努力將面臨失敗……今後幾個月，對於中國人民和……世界和平的未來是至關重要的……”
最緊迫的問題是如何幫助中國各###的派別，準確地將基本協定變成具體的合作，馬歇爾直截了當地從具體的方面入手：中國內戰各方必須停火，並計劃為內戰各方的武裝裝上保險。
為了進行民主實驗，這位特使在重慶建立了自己的“實驗室”。這個實驗室建在嘉陵江和長江的交匯處上方的一個西式別墅中，別墅門前的石頭上刻著“幸福花園”四個漢字。
開始時，這位特使聽得多，說得少。他直言不諱、坦率正直，一直彬彬有禮。不久，他的客人們都把他稱為“老教授”，中國人對別人的一種尊稱。
一次，在會見一個民主聯盟代表團時（其中包括幾位著名的學者），馬歇爾要求他們就民主問題提出建議，一名代表反問道：“什麼是民主？”
馬歇爾特使沒有猶豫。他說，“同一幫專家進行理論探討是一種冒險，他們要我給民主下一個定義。我說在當今的世界上，關於民主的定義五花八門……俄國人有一種，英國人還有一種，我們也有自己的定義……我可以對你們講的只是許多美國人對於民主的看法。我們認為它是一種體系，賦予我們與生俱來的權力，在自己的事務中擁有發言權，言論自由的權力，和平###的權力，獨立地，不受干預地處理我們自己事務的權力，除非干預了他人的權力……”
關於軍事停火的會議作為試驗開始了，這位特使坐在了會議主席和調停者的位置上。在他的左邊是周恩來，右邊是張群（四川成都人，為國民黨###之一，張與蔣介石私交甚深，頗得蔣的信賴）。在軍事重組會議期間，這個機構出現了一個變化。馬歇爾僅僅作為顧問而坐在那裡。周恩來為共產黨一方說話；張治中將軍曾任蔣介石大元帥的副官，則為政府行事。
馬歇爾的使命（2）
特使並沒有把自己的意見強加於人。他喜歡提出問題，然後讓各方闡述其觀點，同時，他還經常將討論引導到具體的事件，起草書面建議上。在最恰當的心理關口，他會加些民主的催化劑。
中國認識到了馬歇爾的誠意。在他自己的國家和在巨大軍事冒險面前，為了民主而作出了相類似的犧牲，他沒有猶豫。珍珠港事件之後不久，他所在的參謀部提出了更加嚴厲的新聞控制。馬歇爾對他們說：“此時，我們在這裡工作，我們民族的命運就取決於我們的判斷和我們的能力。我們有資格，我們有能力完成我們的職責。但是我們怎樣才能保證？”他補充說，“我認為，媒界是我們最好的監督官之一。”
馬歇爾抵達重慶之後的第19天，國民政府與共產黨簽訂了一項停火協議。6個星期之後，他們又簽署了一項削減和合並軍隊的正式協定（18個月內，由300個師減至60個師）。他促使各方聯合在北平成立了軍調處，由國民政府－共產黨－美國派出實地監督小組，加強對停火實施的監督。
實地小組是馬歇爾試驗的一個關鍵的成分。他們不久便發現這項任務十分艱難：地方指揮官之間仍然不斷髮生小規模的衝突；干擾通訊，使整個計劃處於危險之中。3月1日，馬歇爾特使由周恩來和張治中將軍陪同，離開“幸福花園”，在惡劣的天氣裡，飛往3500英里之外的華北地區。在不到一個星期的時間裡，他訪問了10個城鎮，周旋於接連不斷的視察、接待以及15道菜的宴會之間，聽到手持旗子作為歡迎者對他的吹捧。
中國需要美國的信用貸款，數目龐大。它希望從世界銀行得到15億美元的長期專案貸款。除了金融幫助，它需要美國所擁有的大量剩餘財產（特別是輪船、卡車、機車等）。馬歇爾特使於是請求給予中國特別優先權。
美國陸軍和海軍人員幫助中國訓練其新組建的軍隊，但中國還需要更多的美國技術援助，以便在機械化的時代向其人民普及技術知識。
向美國政府和美國人民提出請求之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