竟讓這神州成了惡鳥底世界？
——聞一多：《長城下之哀歌》
聞一多像
聞一多是複雜的，也是多面的。聞一多首先是作為一個多才多藝、熱情似火的詩人為我們所認識的，《紅燭》和《死水》堪稱屈原《離騷》的餘韻，《七子之歌》、《那句話》蘊含了文人生逢動盪深沉的憂國情懷，《忘記她》、《也許》又是那般的溫情和婉約……自美國歸國後，聞一多先後至南京中央大學、武漢大學、青島大學、清華大學任教。大學寧靜的生活似乎改變了聞一多，他由一位詩人變成了一名純粹的學者，開始在中國古代文化中徜徉。抗日戰爭爆發，聞一多安靜的書齋生活被打破，他被裹挾進時代的急流。身為知名的詩人、教授和學者的聞一多，他徒步跋涉三千里，從湖南流亡到昆明。時代將他拋進顛沛流離的歲月，也讓他真正的貼近大地，艱難的歲月悄然改變著聞一多。40年代聞一多走出了書齋，成為一位“前腳跨入這個大門，後腳就不準備跨出這個大門”，敢於在敵人面前拍案而起的民主鬥士和勇士。聞一多曾說：“拜倫最完美、最偉大的一首詩，也便是這一死。”聞一多正是以自己的死，寫就了自己生命的最後的、最壯麗的詩篇，“燒燬了自己，遺燼裡爆出了新中國”。對於聞一多的一生，好友梁實秋曾回憶說：“聞一多短短的一生，除了一死轟動中外，大抵是平靜安定的，他過的是詩人與學者的生活，但是對日抗戰的爆發對於他是一個轉折點。他到了昆明之後似乎是變了一個人，於詩人學者之外又成了一位‘鬥士’。”朱自清也曾對聞一多的一生作過很好的分析和概括：“他是一個鬥士，但是他又是一個詩人和學者。這三重人格集合在他身上因時期的不同而或隱或現。”梁實秋強調的是聞一多在不同時期的表現，朱自清則強調聞一多身上所存在的不同人格側面，兩人殊途同歸，評價中都提及抗戰對聞一多生命軌跡轉變的影響。
聞一多無疑如一座山，他的熱血激情和錚錚鐵骨讓人仰之彌高；同樣，聞一多又是活生生的，在他的靈魂裡歌唱的不僅有偉大，還有熱情、質樸、有欲有愛，甚至還有平凡、落寞和孤獨。
“幾本破書算得了什麼”（1）
我們可以這樣說，從出生到抗戰爆發以前，聞一多的生活一直都是比較優越的，他個人的生活道路也幾乎是一帆風順的。聞一多出生於湖北浠水的一個鄉紳之家，我們完全可以想像聞一多少年時期的物質生活應該是比較殷實的，至少是不會經歷貧困的生活。聞一多在這個鄉紳之家中受到了良好的教育，而更重要的是，聞一多父輩的思想並不如一般鄉紳家庭那般僵化，關於這一點我們可以從聞一多的父輩指導聞一多報考清華學校這件事情上得到證實。民國初年，儘管社會風氣已經有所改變，但多數鄉紳對他們心目中的蠻夷之國還是存有戒心（清華學校的學生八年後可以直接入美國大學），只有對外面世界有所瞭解的家庭才會讓自己的子弟入洋學堂。對此梁實秋就曾經評價說：“聞一多的家鄉相當閉塞，而其家庭居然指導他報考清華讀書，不是一件尋常的事情。”聞一多也沒有如他同時代的許多人那樣經歷封建婚姻的痛苦，儘管他也於留美前夕成婚，但妻子為新式女性，聞一多對自己的婚姻也比較滿意。關於這一點我們可以從聞一多留美期間寫給妻子的信中得到證實。留美歸來，聞一多很順利地在大學謀到教職，無論是精神生活，還是物質生活，都相當不錯。
1932年夏，聞一多回清華大學任教，這是他大學教授生涯的最後歸宿。清華任教時期，聞一多有很重的名士氣，他的一位學生曾回憶說：“記得是初夏的黃昏，……一到七點鐘，電燈已經亮了，聞先生高梳著他那濃厚的黑髮，架著銀邊的眼鏡，穿著黑色的長衫，抱著他那數年來鑽研所得的大疊大疊的手秒稿本，像一位道士樣地昂然走進教室裡來。當學生們亂七八糟地起立致敬又復坐下以後，他也坐下了；但並不即刻講，卻慢條斯理地掏出自己的紙菸匣，開啟來，對著學生露出他那潔白的牙齒作藹然地一笑，問道：‘哪位吸？’學生們笑了，自然並沒有誰坦直地接受這Gentleman風味的禮讓。於是，聞先生自己擦火柴吸了一支，一陣煙霧在電燈下更澆重了他道士般神秘的面容。於是，像念‘坐場詩’一樣，他搭著極其迂緩的腔調，念道：‘痛——飲——酒——熟——讀——離——騷——方得為真——名——士！’這樣地他便開講起來。”在清華的五年，可以說是聞一多一生中最安定的一段時間。清華時期，聞一多的薪水是三百四十塊大洋，經濟上足夠敷用，不慮匱乏，生活也非常平靜（當時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