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原諒。”“你或者怪了我沒有就漢口的事，但是我一生不願做官，也實在不是做官的人，你不應勉強一個人做他不能做不願做的事。”
長沙臨時大學師生徒步前往昆明
南京失陷之後，武漢的形勢變得更加緊張。在此情況下，長沙臨時大學起議遷滇。入滇辦法有兩種，一由河內轉昆明，可以乘車；一為徒步經湘黔抵昆明。聞一多經慎重考慮後，決定參加步行團。湘黔滇全程三千三百餘裡，為了順利到達，臨大做了周密安排，學生均發給軍裝、雨具，採取軍事管理方法。步行團下設兩大隊，每大隊設三中隊，每中隊設三小隊，全團共三百二十餘人，當時的湖南省主席張治中特派原東北軍師長黃師嶽中將任步行團團長。
聞一多當時為何舍易而求難？步行團整裝待發他參加步行團的心理動因是什麼？很顯然，聞一多參加步行團絕對不是經濟因素，以聞一多在清華大學的薪金他完全有經濟條件選擇另一條相對要容易些的路線去昆明（1938年物價尚基本穩定），他的工作性質也不必強調他必須跟學生一起步行。對於聞一多參加步行團，當時臨大的學生也十分疑惑，曾有學生就此問聞一多：“聞先生，你大可照學校的規定坐車、乘船經廣州、香港、越南舒舒服服到昆明，何必受這個罪呢？再者，你這大年紀，吃得消嗎？”聞一多面孔很清瘦，額上又刻著幾條深長的皺紋，再配上亂蓬蓬的頭髮，顯得很蒼老。學生們都以為他是五十歲以上的老年人，其實當時的聞一多才剛滿四十歲。對學生們的這一問題，聞一多淡然回答：“國難期間，走幾千里路算不了受罪。”由此看來，共赴國難當為聞一多參加步行團的一個重要原因，這一點當為實情，也符合人的情感邏輯。新中國建立後，有許多人對聞一多參加步行團的回憶都特別強調他與底層人民的接近，強調他的革命性和對抗戰的宣傳。步行團執行李的車其實，我們完全沒有必要非得賦予聞一多一些革命性的因素。當然，聞一多參加步行團也不是沒有個人的目的，他或許想借此次湘黔滇之行了解各地不同的風情和習俗，聞一多在《八年來的回憶與感想》中回憶說：“那時候舉國上下都在抗日的緊張情緒中，窮鄉僻壤的老百姓也都知道要打日本，所以沿途並沒有作什麼宣傳的必要……多數人所注意的還是苗區的風俗習慣、服裝、語言和名勝古蹟等。”
“國難期間，走幾千里路算不了受罪”（2）
1938年2月20日，步行團離開長沙，開始了櫛風沐雨、晝夜兼程的艱難行程。“行軍是不分晴天和落雨的，除了在較大的城市，為了顧及同伴們考察多停留一兩天之外，哪怕是下著傾盆大雨，當集合的號音吹響以後，也得撐開雨傘，讓雨滴飄灑在衣服上出發了。穿著草鞋，兩隻赤腳浸在泥濘的汙水裡面……喀嚓、喀嚓地把泥水濺到綁腿上。……”行軍開始時，一天幾十裡走下來，步行團師生們全部腳腿痠脹腫痛，滿腳打起水泡，疼痛難忍，一到營地便感到寸步難行。而第二天，當五更雞叫，軍號聲響起時，還得咬緊牙關，拼命揉著眼，踉踉蹌蹌地隨著隊伍開始又一天的艱苦旅程。途中多高山險阻，人人叫苦，但無可奈何，只好沿著翹上山巒的黃褐色道路緩慢而行。對於此次行程，當時參加步行團的聯大學生向長清回憶說：“行軍的開始，的確我們都曾感到旅行的因難。腿的痠痛，腳板上磨起的一個個水泡，諸如此類，實在令人有‘遠莫致之’的感覺。”由於步行團沒有帳篷，更沒有住旅館的預算開支，所以每天必須找村鎮宿營。在長達兩個多月的時間裡，步行團住過各種地方，學校教室、馬店、客棧、柴木棚、榨油房、倉庫、茶館、禮堂、戲園子……。向長清回憶說：“三千多里的行程中，我們的宿營地只是學校、客棧，以及破舊的古廟，在這裡是不能講究許多了。有時候你的床位邊也許會陳列有一口褐色的棺材；有時候也許有豬陪著你睡，發出一陣陣難聞的腥臭氣；然而過慣了，卻也就都並不在乎。不論白天怎樣感覺到那地方的骯髒，一到晚上稻草鋪平之後，你就會覺得這是天堂，放倒頭去做你那甜蜜的幻夢。”
儘管旅程非常艱苦，但聞一多的情緒並不低落。相反非常樂觀和昂揚，他在給妻子的信中說：“現在我可以很高興地告訴你，我的身體實在不壞，經過了這次鍛鍊以後，自然是更好了。現在是滿面紅光，能吃能睡，走起路來，舉步如飛，更不必說了。途中苦雖苦，但並不像當初所想像的那樣苦。第一沿途東西便宜，每人每天四毛錢的伙食，能吃得很好。打地鋪睡覺，走累了以後也一樣睡著，臭蟲、跳蚤、蝨實在不少，但我不很怕。一天走六十里路不算麼事，若過了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