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且較之馳驅戰場上之健兒們為安適。一念及前方戰士們之出生入死，便覺得勇氣百倍，萬苦不辭。
由於資金有限，鄭振鐸等在購書時不得不慎之又慎，“為公家購書，確較私人不易。我為自己購書，如為我所喜者每不吝重值，但為公家購書，則反議價至酷”。因為這個原因，有時面對一些古籍珍本，鄭振鐸往往不能當機立斷，導致有些圖籍為他人所得。
1952年6月16日，鄭振鐸為捐贈所藏文物事致周恩來的信（之一）1952年6月16日，鄭振鐸為捐贈所藏文物事致周恩來的信（之二）1952年6月16日，鄭振鐸為捐贈所藏文物事致周恩來的信（之三）1952年6月16日，鄭振鐸為捐贈所藏文物事致周恩來的信（之四）蒐集古籍，有得有失，本屬自然之事，更何況在當日境況中如此行事確也是無奈之舉，然而鄭振鐸卻不作如是想，他總覺得每一次自己所看中的古籍為他人所得都是自己沒有盡責，都是對儲存民族文化的失職，鄭振鐸在致張詠霓信中沉痛地說：“近日連遭失敗，心中至為憤慨！……終夜彷徨，深覺未能盡責，對不住國家！思之，殊覺難堪！殊覺灰心！”在搶救文獻的工作中，最讓鄭振鐸感到痛心的一件事是他存放在香港的一批圖書文獻的丟失。隨著戰爭的形勢越來越嚴酷，為保證“同志會”蒐集的文獻的安全，鄭振鐸將他認為夠得上“珍本”、“善本”的多部明刊本和鈔校本陸續裝箱郵寄到香港大學，請在那裡執教的老友許地山暫時收存，然後再伺機設法運往重慶或美國暫行庋藏。這批文獻被許地山存放在香港大學圖書館。1941年，日軍偷襲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隨即香港淪陷，而鄭振鐸存放在香港大學圖書館的文獻自此也就音訊全無。得知自己精心挑選的珍貴文獻被日軍掠奪，鄭振鐸痛心不已，他沉痛地說：“我們費了那麼多心力所蒐集到的東西，難道竟被毀失或被劫奪了麼？我們兩年間辛苦勤勞的所得難道竟亡於一旦麼？”他甚至後悔自己的多事，“一念及此，便錐心痛恨，自怨多事。假如不寄到香港去，也許可以仍舊很安全地保全在此地吧？假如不蒐集攏來，也許大部分的書仍可楚弓楚得，分藏於各收藏家手裡吧？”為了這批“命根子”，從來不講迷信的鄭振鐸竟然跑到城隍廟去向“城隍老爺”求籤問卜。也許他的一片真誠，真的感動了上蒼，在經過長時期的痛苦煎熬後，這批國寶終於在日本天皇宣佈無條件投降後，被我國政府一個派赴日本調查文物的代表團在日本帝國圖書館內發現，經交涉後完整地運回了中國。當然，這都是後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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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能不離開了家”（1）
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猝然爆發，戰局發生了急劇的變化。12月8日，日軍佔領租界，上海“孤島”沉沒。得此訊息，鄭振鐸匆匆趕到暨南大學。到校後，鄭振鐸參加了由校長主持的校務會議，會議“簡短而悲壯”，並一致達成決議：“看到一個日本兵或一面日本旗經過校門時，立刻停課，將這大學關閉結束。”
會後，鄭振鐸夾著講義走向教室講授最後一課，他沒有一絲緊張的神色，鎮定而安詳。鄭振鐸授課的地方，在樓下臨街的一個課室，站在講臺上可以望得見街。這一天“太陽暖暖的照著，街上依然熙來攘往，與平時沒有什麼兩樣。學校照樣搖鈴上課”。這天的課堂顯得格外的莊嚴、肅穆，無論是老師還是學生，大家都明白這最後一課的意義。此刻，鄭振鐸的心緒無疑是複雜的，他回憶自己此時的心情說：“這一課似乎講得格外的親切，格外的清朗，語音裡自己覺得有點異樣；似帶著堅毅的決心，最後的沉著；像殉難者的最後的晚餐，像衝鋒前計程車兵們的上了刺刀，‘引滿待發’。”一旦要離別，學校相伴他走過數度寒暑春秋的一切都顯得那麼的珍貴和難捨，他用充滿感情的筆調寫道：“對於要‘辭別’的、要‘離開’的東西，覺得格外的留戀。黑板顯得格外的光亮，粉筆是分外的白而柔軟適用，小小的課桌，覺得十分的可愛；學生們靠在課椅的扶手上，撫摩著，也覺得十分的難分難捨。那晨夕與共的椅子，曾經在扶手上面用鋼筆、鉛筆或鉛筆刀，有意識或無意識的塗寫著，刻劃著許多字或句的，如何捨得一旦離別了呢！”
外面陽光和煦，街上依舊很平靜。鄭振鐸甚至聽得見衣袋中的表在嗒嗒的走著。他回憶此時的心理說：“沒有傷感，沒有悲哀，只有堅定的決心，沉毅異常的在等待著，等待著最後一刻的到來。”10時30分左右，遠處傳來了沉重的車輪輾地的聲音。幾分鐘後，幾輛滿載著日本兵的軍車，經過大街，由東向西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