咒”，並未採取有力措施嚴厲制止，從反面印證了松井的報復意識。
田中曾經企圖為松井解脫罪責，說他在攻城前向日本軍強調過軍紀風紀。其實那是松井使的“障眼法”，只是做給在南京的外國使節看看而已，也是後來推卸罪責的託詞。在被判處絞刑以後，松井自己都承認南京事件可恥之極，罪有應得。在東京審判30多年後的今天，田中還厚顏無恥地為松井石根塗顏抹脂，企圖翻案，豈不可笑？
另一個蓄意報復的是中島今朝吾。有資料表明，中島是個知識分子，出身於陸軍大學，曾留學法國。為人性格反常，對下級具有不少虐待的惡跡。在攻打南京戰役中各師團都想最先突破南京城，搶到頭功。中島在攻打牛首山戰鬥中“頭功”未曾搶到，作為16師團的主帥卻捱了中國軍隊的子彈，他能不惱火嗎？“中國人不論多少，統統殺掉”完全反映了中島的報復心理。
佐佐木到一在日本軍中很有名氣，很早便參與謀劃侵略中國的事宜。1928年6月，松井便策劃將已是少將的佐佐木到一推薦給蔣介石當“顧問”，試圖在蔣身邊安下一顆定時炸彈，因發生“皇姑屯事件”炸死張作霖該陰謀才未得逞。佐佐木到一在南京大屠殺中先下毒手，到下關的第一天就屠殺軍民2萬人，是個令人可怕的瘟神，其惡毒決不亞於中島。在這之前他是個對國民黨寄予深切同情的所謂“親華派”軍人，而對中國內部迅速變化，特別是“西安事變”以後便轉變為反對國民黨的強硬派。後來他陳述這段歷史時，在《進攻南京紀實》中說：
站在南京城頭上，我為能確認自己是首屈一指的人物而深感激動。那是因為昭和四年（1929——作者注）夏天的情景歷歷在目。實際上，我在20歲即自明治44年以來，我夢寐已求的目標是解決滿洲問題，為此一直暗暗向國民黨表示友好。但由於他們採取容共政策，尤其是蔣介石所執行的親英美的政策，與日本斷絕關係，從此，這個夢想破滅了。在排日、侮日的高潮中，我深感不快，覺得皇軍的前途渺茫，於是就憤然離開這裡。現在看來，這決不是出於私憤，背信棄義的人必受天罰。後來，這已成為我堅定不移的信念。（增訂版，第255至256頁）
洞富雄先生是研究南京大屠殺的專家，對佐佐木上述言論作出結論說：“如果佐佐木對新生的中國抱有這種看法，那麼他在佔領南京時，身為警備司令官，其態度之嚴厲是可想而知的。”那就是，1938年1月5日，在下關一次槍殺數千名中國軍民，很明顯是出於報復、發洩對中國軍民的仇恨。
說到這裡，試問一下：日本軍中士兵有無報復行為呢？有，佐佐木支隊那天在下關屠殺我軍民2萬人以後，下午到達和平門。他在《進攻南京紀實》中就到達和平門的情景敘述如下：
然後，俘虜接連不斷地前來投降，達數千人。態度激昂計程車兵毫不聽從上級軍官的阻攔，對他們一個個加以殺戮。回顧許多戰友的流血和10天時間的艱難因苦，即使他們不是士兵，想說：“都幹掉！”
日本軍對我軍最殘酷的蓄意報復，是造成南京大屠殺的重要因素之一，於此顯而易見。
第六，南京大屠殺來自日軍政治上和軍事上速戰速決之必要。“三個月滅亡中國”是日本出於政治上和軍事上的考慮。從“七�七蘆溝橋事變”到總攻南京的前夕，時間已整整4個月，超過了戰略時限，然而中國並沒有向日本投降，而且提出了長期抗戰，抗日救國的方針。日本軍上下必然要考慮：選擇最果斷的措施，威懾中國人民的抗戰精神，使其向日本投降，從而迅速結束戰爭，在短期內達到目的。
日本軍政首腦心裡明白：佔有滿洲並向華北推進，是在反共遏俄外衣掩飾下進行的，而且由於遏俄反共還有可能在政治上獲得英美某些支援。現在的情況截然不同了。上海、南京是英美在華經濟利益的集中點，也可以說是英美伸進中國的神經部位，一經觸動，必有反應。皇軍攻佔上海和即將攻佔南京，不可能不與英美髮生矛盾。《田中奏摺》中雖認為：“將來欲制中國，必以摧毀美國勢力為先決條件”，“不得不與美一戰。”但是能做到既不與英美髮生衝突，又使中國向日本投降，是政治上兩全其美的事，這取決於軍事上採取什麼樣的果斷措施了。
日本軍事當局心裡明白：日本軍隊與中國軍隊單純地從軍事素質和裝備上對比，都優於中國，在攻佔戰略要點上，中國部隊暫時還抵擋不住它的進攻。但日本兵力有限，資源也經不起長期戰爭的消耗，基於這原因日本方面被迫制定速戰速決的戰略。這種戰略的基點出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