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有了國內的接濟後，陳祖濤他們的生活得到了大大改善。就這樣又過了兩年，新中國成立了，特別是中蘇建交後，莫斯科原國民黨政府大使館裡的人員離開了蘇聯。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任駐蘇聯大使王稼祥來到莫斯科的時候，陳祖濤等作為學生代表到火車站去迎接。
王稼祥到了莫斯科以後，陳祖濤他們得到了來自國內發給的生活津貼，從原來的280盧布，漲到500盧布，翻了將近一番。這種津貼不再像以往的接濟，透過不同的渠道，以各種不同的方式，時間的間隔也沒有一定，而是按時分發，變得正規起來。孩子們可以在溫飽的狀態下，更專心地汲取知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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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留學群體中成立“組織”
10、王稼祥、羅榮桓等敏銳感到，這個傾向不容忽略
也是在1946、1947年那段時間，因健康情況沒有在黨內擔任職務的王稼祥由夫人朱仲麗陪同，中共東北局副書記羅榮桓由夫人林月琴陪同，相繼到蘇聯治病。他們都住在莫斯科的柳克斯國際旅館。
原來毛澤東的兒子毛岸英、毛岸青都住在柳克斯，後來哥哥毛岸英回了中國，陳祖濤為了照顧有病的毛岸青，就和他住到了一起。這樣，他們就和王稼祥、羅榮桓成了上下樓的鄰居。關心著後輩成長的王稼祥、羅榮桓，有時會就主動向陳祖濤他們詢問在蘇聯學習的中共子弟們的一些情況。
在彙報學習情況的同時，陳祖濤還向長輩們反映了一些衍生於留學群體中的值得注意的問題：由於許多孩子到蘇聯時年紀比較小，長時間在國外生活和受教育，又因戰爭與國內失去聯絡，使得部分孩子不瞭解自己的祖國和父輩們的情形，自然也不會把自己在蘇聯的學習，同父輩的理念、祖國的命運掛上鉤。另外許多孩子在進入高等學校以後，分散在各自的學校，脫離了原來在國際兒童院的集體組織；加之生活極端艱苦，就難免出現思想渙散和消沉的情況，有的人就考慮在蘇聯成家立業，過自己的小日子了。
陳祖濤反映的情況，立即引起了王稼祥、羅榮桓以及其他因公到蘇聯的中共領導人的高度重視，長期從事黨的宣傳和思想工作的他們，敏銳地意識到這是一個不容忽略的傾向，如若對此掉以輕心放任不管，就可能導致孩子們同自己獻身革命事業的前輩形同陌路，這是他們極不願看到的。
他們把劉允斌、陳祖濤、張芝明等已是聯###員、年紀稍長的孩子召來，語重心長地對他們說：你們必須組織起來，要了解自己祖國的歷史和現狀，瞭解父輩追求的理想，瞭解自己和祖國命運和革命事業的血脈聯絡，認識到自己的使命和責任。你們今天的汲取知識，是為了明天返回和報效祖國。你們這些年紀稍大的孩子，要負起責任來。
就在1947年的一天，劉允斌、陳祖濤、張芝明等聯絡到了二三十位已進入蘇聯大學的中國孩子，在一起開了個會，決定成立一個組織。當時也沒有議論很正式的名字，就以中國在蘇聯大學生組織團稱之，由劉允斌、陳祖濤和張芝明三人負責。
會上議定主要做三件事：一是組織學習；二是逢年過節，中國學生聚在一起活動；三是管理和發放國內送來的救濟錢物。從此，柳克斯毛岸青的宿舍，就成了中國在蘇聯大學生組織團的辦公處和中國大學生的活動中心。
和陳祖濤他們交談過的王稼祥、羅榮桓、蔡暢等人，都承諾設法給在蘇聯的孩子們提供學習的資料。不久，他們就陸續收到了從國內寄來或送來的各種學習材料，主要是由中共中央東北局印發的中共各種政策、文獻和國內戰爭進展的簡報等。
當時在蘇聯的孩子中，只有像蔡博那樣年紀的，中文還比較好些，像劉允斌、陳祖濤等中文只能說是馬馬乎乎，而像劉愛琴這樣在國內沒有接受過教育或年紀更小一些的，幾乎一點中文都不懂。還有像陳祖濤繼母張琴秋的女兒張瑪婭，是在蘇聯生的，也是一點都不懂中文。因此當陳祖濤他們拿到國內轉來的文獻、材料後，還得靠懂中文的孩子，將之翻譯成俄文，再組織大家學習。為了加深理解和收到預期的學習效果，他們還請人做講解和做報告。
他們儘可能地尋找有關祖國曆史和現狀的書籍來看，以增加對祖國的認知。陳祖濤印象深的，是他還從圖書館找到一本陳伯達著的《四大家族》，自己看後又讓大家傳閱。透過這種學習，他們的心和祖國更貼近了。
每逢年、節來臨，中國的學生們就聚集到柳克斯，自己置辦點酒水，自己動手做菜餚，表演自己編排的文藝節目，跳跳交誼舞。蔡和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