見此光景，很受感動，他在車上也鄭重地向周亞夫還了一禮，並說：“皇帝向將軍敬致親切的問候。”
慰勞儀式進行過後，文帝等人出了周亞夫的軍營，那些被嚇得面無人色的百官侍從這才長出了一口氣。文帝說：“好哇，這才能稱得上是真正的將軍！像剛才我們所去的霸上、棘門那樣的軍營，簡直就像是做遊戲，他們那裡的將軍，都可以被人偷襲逮捕。至於細柳營周亞夫這種樣子，誰還能夠僥倖進犯呢？”
這段故事寫得很好，但也不能全信。司馬遷寫這段故事的目的是想說周亞夫為人有個性，治軍有嚴格的規章制度，任何人不能違犯，甚至連皇帝也不能有任何通融，這是好的。但是不能寫得太過頭。比如作品寫“天子先驅至，不得入”可以；又說“軍中只聞將軍令，不聞天子詔”，也可以。至於說“士吏被甲，銳兵刃，彀弓弩”，還要“持滿”，這就太過分了，用得著嗎？明明知道這是皇帝前來勞軍，而對漢文帝的車駕還要左一個禁令、右一個禁令，以顯示自己兵營的紀律森嚴與自己在軍中的無上權威，用現在的一個新詞，就是過分地“作秀”。我相信周亞夫當時也不可能這麼做，這是司馬遷誇張、描寫得太過頭了。清代郭嵩燾曾對這段故事的本來面貌推斷說：“此當為文帝微行至軍，軍吏得遏止之。史公但自奇其文，故於此等細微不及詳耳。”他猜想大概是有一回漢文帝微服出遊，信步來到周亞夫的兵營，守衛的衛士不認識皇帝，把皇帝擋在了營門外。《史記》中的故事大概就是由此發展而來。這倒也是一種不錯的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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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國亂定將星隕（2）
另外，這“軍中只聞將軍令，不聞天子詔”，的確是古代軍事家們的一種處事原則，《孫子兵法》與《史記》的《司馬穰且列傳》、《魏公子列傳》中都有“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這種話，但這種話都是讓帝王們聽了害怕的，實行起來風險極大。即使當時因此取得了勝利，將軍日後也要為此付出慘重的代價。
清代姚苧田說：“細柳一節，亞夫以此見長，亦以此招禍。”
這為日後周亞夫的悲劇結局埋下了伏筆，但在當時周亞夫的確是受到了漢文帝的讚賞，漢文帝升任周亞夫為中尉，中尉就是首都長安城的治安長官。而且臨終時還告誡他的兒子漢景帝說：“如果國家日後出現緊急，周亞夫絕對是個可以頂事的人才。”於是漢景帝上臺後就任命周亞夫為車騎將軍。“車騎將軍”在武官中的地位相當崇高，在前、後、左、右諸將軍之上。
二 周亞夫平吳楚七國之亂
（景帝三年，前154年）
吳楚七國之亂髮生在漢景帝三年，也就是在公元前154年1月。所謂“七國”是指吳國、楚國、趙國、膠東、膠西、淄川、濟南，其帶頭的是吳王劉濞與楚王劉戊。吳國的都城廣陵，即今江蘇的揚州；楚國的都城彭城，即今江蘇的徐州；趙國的都城即今河北省的邯鄲；膠東國的都城即墨，在今山東平度縣境內；膠西國的都城即今山東省的高密縣；淄川國的都城即今山東昌樂，當時稱作劇縣；濟南國的都城即今山東章丘，當時稱作東平陵。
吳楚七國發動叛亂的原因：
其一是吳王劉濞與漢景帝有舊仇，當年漢景帝為太子的時候，劉濞的兒子進京朝見漢文帝，與尚為太子的漢景帝堂兄弟一道下圍棋。因為一點小事發生口角，漢景帝竟然掣起棋盤把劉濞的兒子打死了。事發之後也沒聽說漢文帝對自己的兒子有何申飭，以及對劉濞表示過什麼歉意。因此劉濞開始與朝廷結仇。
其二是自從呂氏集團被功臣與劉氏宗室滅掉後，漢文帝被周勃、陳平選進朝廷，做了皇帝，各國就很不心服。待至文帝一死、景帝上臺，各國諸侯就更不把他放在眼裡了。
其三是漢景帝上臺後，在晁錯等人的建議下，推行強硬的削藩政策。晁錯的理論是：諸國的造反是遲早一定要發生的，與其讓他們晚發生，不如讓他們早發生，於是他協助漢景帝開始了削減諸國的地盤。他們先削減了楚國、趙國、膠西國，接著又要削減吳國，於是吳國帶頭髮難。
七國之中以吳國的勢力為最大，佔據著四個郡。而在吳國的境內又有銅山，可以採銅鑄錢，其經濟實力相當強大。吳王劉濞的年齡最長，輩分又高，他是漢景帝與各國之王的叔叔，而且在他背後還跟著一個名叫東越的少數民族，所以吳王劉濞可以一呼百應，他們的藉口就是“清君側”。他們說我們不是反對當朝皇帝，我們只是要求剪除皇帝身邊的惡人晁錯，是他挑動起我們劉氏家族之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