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入堂奧，讀後令人倒吸一口冷氣。
中國士大夫總擺脫不了事功的傳統，治學中偏好帝王之學，希望輔佐明主並有所建樹，其實這是一門如履薄冰的學問，君心依然深不可測。從“影射史學”轉向“遵命史學”，從改寫《朱元璋傳》到發表《海瑞罵皇帝》，作者曾力圖在政治與學術之間熊魚兼得，卻迷失自我，身陷黑箱。“影射”的猜疑如影隨形，“遵命”的研究事與願違，對君臣關係的揣摩越深入，後果越致命。這其間，從上到下最缺的，是現實與歷史之間的平常心。
將歷史作為現實的參照系，應該是一種正常的思考和表達模式。所謂“以史為鑑，可以知興亡”，只是將史實當作一面鏡子去對照現實，無須作為諷喻刺隱的手段，這是正常“對映”與非正常“影射”之區別。“影射史學”只是專制時代的一種表達方式，是缺乏言論自由之社會的特殊產物；它同時也可以被利用，作為###的工具，“文革”中的“批林批孔”、“評法批儒”即是其中的著名範例。以今度之，“影射”無非是嚴肅的“惡搞”，“惡搞”往往是非正規的“影射”，在社會生活正常化之前，各種另類表達之糾纏亦無從擺脫。
作者早年師從胡適，並在其指引下專攻明史，胡適對作者的學術和人生道路有重大影響。二十世紀30…40年代是全世界左傾的年代，雖然吳晗曾潛心考據不問政治，但正如其自述的那樣：“1940年以後，政治來過問我了。”1943年他加入民盟後，其政治傾向導致師生之間漸行漸遠，最終分道揚鑣。胡適亦曾惋嘆：“吳晗可惜，走錯了路。”一個甲子過去，當今學界正熱衷於重新解讀陳寅恪、胡適、錢穆和傅斯年，卻已很少有人評價吳晗的學術成就。
這位左翼歷史學家與同時代的大批激進知識分子一樣，真誠地投身革命並積極跟進，檢討自己也傷害過別人。身為獨立意識薄弱的學者之一，“工具化”的史學猶若一把雙刃劍，令歷史學家成了自身專業的受害者。在走過了春風得意的十幾年後，作者終因一出歷史劇《海瑞罷官》身陷文字獄，落得個家破人亡的結局。造化弄人，革命吃掉了自己的兒女，其個人悲劇不僅在於如何研究和演繹歷史，更在於誤踏歷史悲劇的大舞臺，且無意中成為演員之一。這結局自1948年獻書時即已註定，同時也是那個時代知識分子的共同宿命。
現實是歷史的繼續，克羅齊的“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這句話，至今仍被廣泛引用。歷史場景總是以驚人的相似重複著，戲外有戲，戲中有戲，但戲還是老戲，只是改編了劇本並換上了新演員。一個歷史悠久積澱厚重的民族，如果遮蔽歷史，拒絕反省，將難以走出“週期律”的迴圈怪圈，更無法把握未來。
生活在多元化的資訊時代，網際網路絡可提供更豐富的歷史參照物。史家大可不必著意於“影射”，只須讓翔實的史料自己說話；讀者會一代比一代更精明，對歷史的解讀將越來越個性化。無論是治史或讀史，當你開啟這部史學名著之際，作者的命運也在昭示後人：欲洞察真相求取真知，堅守“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第一要務。
2008年7月12日 風雨讀書樓
皇權的極峰（1）
就整個歷史的演進說，皇帝的權力到朱元璋可以說是達到了極峰。
研究皇權的極權化發展，應該從兩方面來看，一是士大夫地位的下降，二是鞏固皇權的諸多約束的被摧毀。至於人民，向來只有被統治被剝削被屠殺的義務，和治權是絲毫沾搭不上的。
在明以前，士大夫是和皇家共存共治的。
具體的先從君臣的禮貌來說吧。在宋以前有三公坐而論道的說法，賈誼和漢文帝談話，不覺膝之前席，可見不但三公，連小官見皇帝都是坐著的。唐初的裴寂甚至和唐高祖共坐御榻，十八學士在唐太宗面前也都有坐處。到宋朝便不然了。從太祖以後，大臣上朝在皇帝面前無坐處，一坐群站，三公群卿立而奏事了。到明代，不但不許坐，站著都不行，得跪著說話了。從坐而站而跪，說明了三個時期的君臣之間的關係，也說明了士大夫地位的下降。
從形式再說到本質：
坐的時期的典型例子是魏晉六朝的門閥制度。
漢代的若干世家宦族，如關西楊氏，汝南袁氏之類，四世三公，有數不盡的莊園，算不清的奴僕，門生故吏遍天下，本身有雄厚的獨立的經濟、社會和政治力量。在黃巾###時代，地方豪族如孫策、馬騰、許褚、張遼、曹操之類，為了保持土地和特殊權益，組織地主軍保衛鄉里，有部曲，有防區，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