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極端與另一個極端（1）
一個極端與另一個極端——對郎鹹平、張維迎等先生關於國有企業改革爭論的評析
只要按經濟意義上的企業設定和經營，沒有各種負擔，不存在那些不合理干預，國有企業會很有效率。同理，如果被加諸這麼多的附加因素，單純地強調產權“明晰”、治理結構合理，私有企業也是搞不好的。
當前，在中國國有企業產權改革的爭論中，雖然有主流、非主流，海歸、土鱉等流派之分，但可歸為兩大陣營：以郎鹹平（香港中文大學教授）為首的非產權改革派，以張維迎（北京大學教授）、吳敬璉（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為首的產權改革派。郎鹹平等先生認為：國有企業的產權是明晰的，是可以搞得很有效率的，甚至比私營企業更高效。他們認為，產權制度改革成為一些人侵吞國有資產，在國有資產流失“盛宴”中狂歡的運動。張維迎等先生則認為：國有企業的產權是不明晰的，必須堅定不移地推進產權制度改革；在國有企業改革過程中，不存在國有資產流失問題。
國有企業產權是否明晰？
張維迎等先生認為國有企業產權不明晰，該陣營中的一些人甚至用經濟學中的“公地悲劇”加以論證，認為國有企業產權問題必將導致低效率或無效率。他們所謂的“公地悲劇”，說的是，在“公地”條件下，牧人可隨意放牧而不會增加自己的成本，於是，為了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大家都增加放牧數量，結果牧草因過度使用而被破壞，對大家都沒有好處。
我認為，他們所謂的“公地悲劇”不足為據。通常意義上的“公地悲劇”中的“公地”指的是“無主地”。而他們所說的“公地”是有主的，即一個團體所有。就國有企業而言，歸全民所有，從法律上拿得出產權證，是有主的。國有企業產權，就如同香港的土地（非私有）和美國的公有土地（約佔1/3）一樣，都可以有明確的產權說法。所以，我認為，在這一點上，郎鹹平等先生的觀點是正確的，張維迎等先生的觀點是不正確的。
還得討論一種不正確的觀點，即一些學者認為，國有企業產權之所以不明晰，是因為其產權無法量化到個人。試想，現代企業的主流——股份有限公司，有哪個可將產權或資產量化到個人？可是，這些學者認為股份公司的產權是明晰的，這豈非自相矛盾？
國有企業、私有企業：誰的效率更高？
郎鹹平先生認為，只要有良好的職業經理人隊伍，國有企業的效率就會比私有企業高；張維迎認為，國有企業是搞不好的，只有私有企業或股份制企業才能提高效率。
我認為，兩方的觀點都不正確。因為企業效率與企業所有制形態無關。
在海外，很多國家擁有數量不菲的國有企業，而且效率都很高。如新加坡，國家控制的股權佔23％，瑞士佔14％。英國國有企業產值佔11％，法國的佔13％，義大利的佔。再舉一個具體的例證：法國的雷諾汽車公司，是一個典型的國有企業，效率很高，它甚至將日本著名的私有公司——日產，給收購了。
但是在中國，國有企業為什麼搞不好？我認為，原因有三：（1）外部因素，即缺乏其他形態企業的競爭，缺乏外在的激勵和監督機制。如中國的郵政、鐵路，都是國有企業一統天下，沒有其他型別的企業與之競爭，於是缺乏動力，服務態度差，營運成本高。又如，眾多上市公司（國有企業），儘管有一些被揭露出經營存在重大問題，但難以退出市場，有關部門人為地設定一些退出壁壘，如所謂的ST制度，讓其苟延殘喘，不需進取。（2）內部因素，即企業的治理結構存在問題。中國的國有企業不是真正意義上的企業，是半機關化的事業單位，國有企業老闆一般都掛著行政級別，如科級、處級、司局級、部級等等不一而足。企業老闆可以調到政府做官，也可調到其他部門。這樣的企業，無法設定良好的監督與激勵機制，也就很難搞好了。（3）企業辦社會問題（這個問題，似乎很難單純地歸為內部或外部因素），這是一個極大的負擔。國有企業基本上是“大而全”，“小而全”。我曾考察過一些國有企業，它們什麼機構都有，如學校、醫院、公安、消防等等，一個企業簡直就是一座城市，社會負擔太多。這些負擔如果加諸私有企業身上，能搞好嗎？不可能。
可以肯定地說，只要按經濟意義上的企業設定和經營，沒有各種負擔，不存在行政的不正當干預，國有企業會很有效率。同理，如果私有企業被加諸這麼多的“附加因素”，單純的產權“明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