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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敏先生的出發點是極其良好的，但能否真正發揮預期效用、達到預期目的，則需要深入分析。因為，只有“熱切的心”遠遠不夠，還需要“冷靜的頭腦”，經濟決策應該依據看似冷冰的客觀經濟規則。
誠如湯敏先生設想，引入信用擔保機構分擔乃至轉嫁信貸風險，有助於解決銀行的風險擔心這個後顧之憂，使其放寬信貸政策。如果信用擔保的有關政策能夠令行禁止，真正的貫徹下去，銀行的基於風險的擔憂無疑解決了，壞賬的最終承擔問題卻沒有解決，只不過是挪到了下一個環節，也就是信用擔保機構。但是，可以肯定的一點是，信用擔保機構不可能是最終的壞賬承擔者。將風險帶到信用擔保機構的分別，充其量是壞賬將由整個行業分攤，而不像在銀行，單純地由個別銀行承擔。
具體地講，由信用擔保機構分攤風險會有兩種情況：（1）政府參與程度較少，信用擔保機構承擔風險高，手續費自然收得高。如果手續費由銀行或中小企業承擔，會大大減低企業和銀行參與計劃的興趣。若手續費由政府承擔，政府不但付出成本，而且還喪失政策執行的主導性，得不償失。（2）若政府參與度高，顯而易見，這與直接擔保的分別不大。
從世界各國的運作經驗看，政府為中小企業提供信用擔保，目的是要為銀行借貸提供最終的壞賬承擔，增加銀行的信貸信心。但是，據統計，中小企業最活躍的美國，政府提供的擔保，呆賬高達九成。
從中國最近幾年的試點情況看，成效也不佳，據《中華工商時報》（2001年4月6日）報道，河北省於1999年底建立中小企業信用擔保機構，但是截至該報記者發稿時，一筆業務都沒做；河南醞釀最早，1998年就成立了擔保機構，但至今未能開展工作。上述事實是否值得我們深思和反思？
那麼，如何解決中小企業融資難題？縱觀國外的研究和實踐經驗，已經有相對於信用擔保而言的較好解決措施，例如建立信用評估體系，對企業的資信定期進行評估，從而銀行將此以及自己所做的資信評估結果作為發放貸款的依據。
這個措施，實際上相當於做企業的信用記錄。如果企業不講究商業誠信，則會記錄在其“檔案”中，並可能公開，那麼該企業不僅僅會在融資方面寸步難行，就是開展經營和市場業務，也將面臨重重障礙，也就很難在市場上立足。孔夫子說，言而無信不知其可也！信用評估體系建立起來以後，不講究誠信的企業必然被市場劣汰。
不過，進一步思考，又將發現新的問題。中小企業數量佔中國企業總數的99％，但是力量單薄，在激烈的競爭中，淘汰率相當高，即使是很講究商業誠信的企業，也會因為市場因素而被淘汰，從而將無法準時歸還貸款，於是其信用記錄很可能被改寫。這可能產生事與願違的結果。
如果再聯絡到前文對信用擔保舉措的分析，也許會產生更符合實際的觀點。如果先建立了信用評估體系，然後再建立信用擔保制度，則信用擔保制能夠發揮一定的作用。在中國當前的經濟社會情況下，信用擔保機構或銀行很難知道或相對準確的預計企業的誠信情況，所以，它也面臨很大的風險，也未必願意做擔保，試想有誰會傻到將風險往自己頭上攬？而如果建立了信用評估體系，信用擔保機構至少有歷史性的依據，減少甚至規避風險。
說到底：解決中小企業融資難題，首先要做的工作是建立信用評估體系，解決商業誠信問題，其次才可以使用建立信用擔保制等舉措。至於正常市場競爭帶來的風險問題，屬於外在的，是不可調控的，也是沒有辦法解決的。
2001年11月
“要貿易，不要救濟”（1）
“要貿易，不要救濟”——與崔之元等先生商榷
崔之元先生說：“所謂自由貿易，對於全球勞動人民及自然環境來說，恰恰是一種不自由貿易。”我認為，如果不存在強權因素，國家之間選擇貿易是因為貿易將使雙方都有錢可賺，是一項互利的善舉。
2002年度全球首腦峰會的會場外，也照例聚集了大批的示威群眾。這次，他們的主要組成部分是非洲人。示威群眾高舉的各種標語牌中，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要貿易，不要救濟”。他們認為：美國不必救濟非洲，只需要取消對本國農民的補貼，在出口貿易上給予非洲平等的競爭機會，非洲人的日子就可以逐漸改觀。
我為這些示威者的洞察力所驚訝。因為，很多著名的經濟學家都未必能將國際貿易問題看得這麼透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