析差之毫釐，失之千里。”（《學術上的老人與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
歷史當然是無法假設的，但客觀地講，林則徐並沒有像張五常先生所說的那樣愚蠢，那麼的“失之千里”，儘管林則徐在當時不一定明白現在的貨幣理論。五常先生對林則徐的指責，同理論與實踐相背離。
衡量一國貧富程度，按照現代的觀點，一般是國內生產總值（GDP），而GDP是用本國貨幣衡量的。在主要貨幣為白銀的清朝，白銀的外流，從表面上看，對GDP沒有什麼影響，因為GDP指的是一年的總產出，白銀只不過是衡量產出的尺度。我猜想，張五常先生就是從這個意義上講的。但是，這只是從極短期限考慮問題。
白銀大量外流的結果，直接造成了“銀貴錢賤”的加劇。所謂“銀貴錢賤”，是指作為貨幣的白銀與銅錢的比價失衡，銀價越來越高，銅錢越來越貶值。清政府規定，農民繳納賦稅，折銀徵收。農民和手工業者平時出售產品所得的均為銅錢。大量鴉片輸入前，1兩白銀約合銅錢1000文。到了19世紀30年代，要1600多文銅錢才能摺合1兩白銀。這樣，假如說過去農民賣100斤糧食可繳納稅銀1兩，如今農民至少要賣160斤以上糧食才能繳納稅銀1兩。農民的實際負擔無疑比以前大大增加了。中小商人在經營中也多是賺取銅錢，而繳納賦稅則需摺合銀兩，無形之中負擔增加了百分之五六十以上。
白銀外流、銀貴錢賤的另一個影響是：各地銀兩短缺，拖欠應該上繳國庫銀兩的現象日趨嚴重，這又必然影響清政府的財政收入，以至於清政府有時支付軍隊糧餉也感到困難。進而，造成了市場蕭條、工商業萎縮。
一定時期的社會購買力是有限的，手中的錢用來吸食鴉片的多了，用於購買其他物品的錢必然減少。林則徐經過社會調查後記載瞭如下的情況：蘇州之南濠、湖北之漢口，皆商業比較發達之地，“近來各種貨物銷路皆疲，凡二三十年以前，某貨有萬金交易者，今只剩得半之數。問其一半售於何貨，則一言以蔽之，曰鴉片煙而已矣”（《林則徐集·奏稿》（中冊），中華書局，1965）。南濠、漢口如此，其他地方，特別是江南商業比較發達的地區，受到鴉片氾濫的影響應該說是很自然的事情。也就是說，白銀大量流失，實際上抑制並減少了有效需求。而眾所周知，被譽為“20世紀最有影響力的經濟學家之一”的凱恩斯，他的理論體系中，“有效需求”是樞紐性概念。他用這一概念去解釋蕭條，認為有效需求不足，是因為貨幣購買能力不足，並由此導致了蕭條。
白銀外流導致通貨緊縮與經濟衰退，也就是說GDP縮減了。顯然，我們可以說，“銀兩外流會窮國”，這在理論和實踐上都無可挑剔。
在銀兩是主要貨幣的制度下，出現經濟衰退後，五常先生認為可以用“改變貨幣制度”的措施避免，但翻遍了五常先生的全文，我沒見到下文：貨幣制度到底該如何改變？我的看法是，改變幣制，在當時有兩種途徑：一是廢除白銀作為主要貨幣的制度，改為紙幣；二是還是以銀為主要貨幣，但採取貶值的辦法（這是美國貨幣主義的觀點），或者改貨幣地租為實物地租（唐朝韓愈的觀點）。
前一種做法顯然是行不通的，因為，在國際金融制度得到高度發達以前，對外貿易發生入超（對外支出大於收入）的國家，必須用現金來彌補這個差額，而國際收支的主要部分是進出口貨物的價值。各個貿易商是進行買賣貨物為自己牟利。從進口貨物獲利的可能性，取決於國內外對外國貨物的需求，從出口貨獲利的可能性則取決於國外市場上國產貨的價格。將一個國家在一年中的全部交易進行總計，我們會發覺，進口貨和出口貨的價值大部分會互相抵消掉，但是沒有一個機構使它們恰好相等。當全部進口商欠國外賣主的錢大於出口商從國外買主掙得的錢時，就整個國家來說，產生一個付款大於進款的相應超過額。國際間唯一可以接受的現金形式是金銀，因此，“國庫空虛”，白銀外流，乃是貿易收支出現赤字的徵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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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則徐“愚蠢”嗎？（2）
再看第二種辦法。按照現代貨幣主義學派的觀點，這其實是最有效的措施。但是，在白銀為主要貨幣的時代，以及當時清朝的情況，貨幣政策面臨兩難處境。如果在貨幣貶值的同時實行實物地租，將緩解白銀短缺的危機，對農民利益也將做出較大程度的維護，有可能使經濟走出通貨緊縮的境地。但是，鴉片貿易不禁止，這種政策就沒有真正意義上的作用。因為，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