價，但不能白白付出。
我們需要真正認識安全，把握安全。
2，政府在行動
從全國來講，安全生產是個棘手的事。中國安全生產科學研究院透過統計新中國成立50多年來工傷事故死亡人數，與同期國民經濟增長率等有關資料進行分析研究後得出結論：工傷事故死亡指數與GDP同步增長。他們對經濟增長率與工傷事故死亡人數之間的相關性和線性迴歸進行了分析，得出了一個“死亡彈性係數”：當我國GDP增長率大於5％時，每增加一個百分點，死亡人數指數隨之增加2�2％；當GDP增長率超過7％，這種同步增長的趨勢更為明顯。
面對嚴峻的安全生產形勢，中國政府進入角色，肩負責任，開始行動。
關於政府應該擔負什麼角色，我和中南財經大學行政管理學院的學者們進行過探討。曾有一種理論，說“最好的政府是管事最少的政府”，就是儘可能地少管，不管，在很大程度上對企業、對市場、對社會放任自流。
可是政府不管行嗎？市場有缺陷，企業的行為有負外部性，一些企業或者是因為短視，或者是因為自身效益的壓力，而忽視安全生產，這讓人民的生命安全怎麼才能得到保障？這個時候，一直主張靠市場這隻“看不見的手”來進行調節的亞當·斯密，提出了政府應充當“守夜人”的著名理論。
這個守夜人，我們知道就是值夜班的人，過去夜間打更報時報平安的人。電影上有這樣的鏡頭，打更人拿著燈籠一邊巡視一邊喊：“小心火燭，平安無事。”亞當·斯密說的“守夜人”，是個類比，就是說，保護全體公民的身體健康、生命財產安全，使公民有安全感，是政府時時刻刻的責任和義務。
面對越來越複雜的社會問題和工業安全形勢，政府的“守夜人”的定位發生了問題——政府僅僅做個“守夜人”填補市場的角色缺位，國家的公權只停留在發生違法行為的事後制裁或事後救濟上，顯然是不行的。發達國家二戰後無不強調和加強政府對市場的宏觀調控和制度干預。
第三章 能承擔責任，才能安全生產（3）
我們原來實行的是計劃經濟體制，計劃配置一切，政府掌管企業的各種行為，包括安全生產，政府既是運動員也是裁判員。改革開放以後，從計劃經濟體制走向市場經濟體制，政企分開，政府做政府的事情，企業做企業的事情，政府的角色定位就產生了很多新的問題。一些地方的政府片面地把自己當作“守夜人”，行政行為滯後，甘做企業安全工作的滅火隊，哪裡出事故就往哪裡滅火，疲於應付。在安全生產面前不能有效的作為，甚至“無為而治”。
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提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目標，五中全會提出安全發展的新理念，把安全發展與節約發展、清潔發展、可持續發展提到同等重要位置，共同構成了科學發展觀的重要內容，也給安全生產以更加明確的定位。
###總書記在2006年3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30次集體學習時指出：“安全生產關係人民群眾生命財產安全，關係改革發展穩定的大局，要堅持節約發展、清潔發展、安全發展，把安全發展作為一個重要理念納入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總體戰略。”“人的生命是最寶貴的，我國是社會主義國家，我們的發展不能以犧牲精神文明為代價，不能以犧牲生態環境為代價，更不能以犧牲人的生命為代價。”
新一屆政府把安全生產作為影響大眾利益的公共安全，重新定位政府和企業的職能，明確安全生產是企業的責任。政府要做的就是政策調控、制度干預，對市場和企業在安全、環保、質量標準方面的行為實施管制。企業是安全生產的責任主體，地方政府對它轄區內所有的企業安全進行監督。安全生產逐步成為經濟行為的“硬約束”。
曾經和事故遇難者家屬一同落淚的國務院總理###，2005年3月8日在人代會分組討論時回憶：“大年初四我上班時，看到發生幾起交通事故的材料，心裡很不安寧，就拿起筆寫了幾段話，意思是春節還有3天時間，各地各部門要落實安全生產措施，防止發生安全生產事故。國辦很快把這個意見發下去，第二天，各地的反饋材料也過來了。可偏偏初六就發生了遼寧阜新煤礦瓦斯爆炸事故，死亡200多人啊！”“那天得到訊息後，我的心情非常沉重。我在春節後召開的國務院第三次廉政工作會議上說，作為總理，我有責任。”
國家最高權力機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完善了安全生產的立法。在安監總局的網站上，我們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