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的老人，經歷了飢餓和通貨膨脹的摧殘，的確十分需要援助，而不管是政府或私人的公益活動都沒有幫助他們的計劃，因此吉妮亞這個構想實在是不錯。然而，在吉妮亞宣佈活動開始之時，卻沒有幾個“老古董”肯前來登記，因為這些老人寧可自力更生，也不願接受援助；此外，“老古董”一詞引人注目，也使得老人裹足不前。
然而，吉妮亞還是想出了一個絕佳的點子來進行這個活動。她把所有維也納的少年都動員起來，叫這些十二三歲的孩子到各處去找“老古董”，然後向救世軍總部報告這些老人的姓名。之後，施瓦茲瓦爾德學校的女學生就會帶領著一群高中生去這些老人的家中訪問，看看他們需要什麼幫助，並完成任務，比方說幫這些老人做家務等。為了使參與這個活動的少年熱衷於這項工作，吉妮亞還創辦了《老古董通訊》這份刊物，並公佈每週拉到最多“老古董”的冠軍少年。找出這些“老古董”，要比當時流行的收集橄欖球明星或電影明星的卡片來得有意義，因此我們這一群13歲的孩子一齊衝到外面，“獵取”那些需要援助的“老古董”。
我找到一家三姊妹，是過世已久的軍官之女，她們的母親以前跟奶奶學過鋼琴，也過世了。因此，這三姊妹可說是和我母親同一輩的，而非老得不能動的“老古董”。這三姊妹其中之一是我的鋼琴老師，另外兩個則在初級中學教書。她們受不了我的“糾纏”，終於同意我把她們的名字報上去，我也就得以在《老古董通訊》上大出風頭。不料過了一個月，我們都受邀去參加這三姊妹之一的婚禮。即使是一個沒有人生經驗的13歲少年都看得出，這場婚禮是拖到了“最後一刻”才舉行的，因為沒有幾天，這個“老古董新娘”就生了個健康的娃娃。在這幾個禮拜，我們都被笑慘了。這個“救救老古董”的活動原本立意甚佳，至此成了眾人的笑柄。
吉妮亞的反應卻十分簡單：“下一步該做什麼？”別人批評她“沒有原則”，她卻完全不當一回事。她在教育蔚為風潮之時，也就是教育家杜威和蒙臺梭利的時代創辦了學校，沒有依據什麼教育理論，更認為這些理論根本沒用，她說老師教得好才是最重要的。創辦學校對她而言，只是一種手段，目的在於為女人爭取平等。
我想，吉妮亞極為重視考試課程。如果大學入學考試包括編籃子以及占星術，吉妮亞一定會開這些課，而且一定教得很好。同樣的，她並不信奉什麼有關政治或社會的“主義”。當然，自從她在蘇黎世求學開始，她一定接觸了不少理論，因為蘇黎世正是所有理論的中心，從*主義、無政府主義到人神合一的通神學以及猶太復國主義等一應俱全。但是，她只對特殊的公益活動有興趣，並很重視結果。
在1932年左右，吉妮亞已遠離“社會活動”一段時間了，這時她卻被捲入公共辯論之中，成為曝光率頗高的公眾人物；她雖厭惡如此，但也由不得她。當時，中歐最具影響力的企業家，也就是一個定居在維也納的捷克企業集團領袖，和其紡織工廠工會發生衝突。這個企業家認為機不可失，此時正可一舉消滅工會。在這不景氣蕭條之時，庫存量還很多，因此企業不怕勞工進行長期*，因此相形之下，工會的力量可謂較為薄弱。然而，即使屈居下風，工會還是覺得要發動攻勢。這些在捷克的工會成員皆以德語為主要語言，是由保守的社會*黨領導的，工會還遭到納粹的破壞，而納粹之所以攻擊工會的藉口是，工會領導者主要是猶太的社會主義者，老闆也是猶太人，因此那些工會首領會出賣勞工。在這種情形之下，工會就覺得非訴諸行動，進行*不可。
第2章 赫姆和吉妮亞（22）
吉妮亞知道這個事件後，大動肝火，她認為3萬名勞工為了驕傲、虛榮和權力拋下工作，實在是不負責任的行為。她想，得有人出面調解，於是就去跟雙方說，他們應該如何如何。她最後贏得許多企業家、工會領導人、報界以及政治人物的支援，使得勞資雙方終於坐在談判桌上，簽署她一手規劃的協定。
然而，卻沒有一個人感謝她。後來，勞資雙方都指責她，說她害他們“違背自己的原則”。有個年輕記者在探訪她的時候問道，強迫勞資雙方放棄自己的原則，是她所樂意的嗎？她的感想如何？她簡單明瞭地答道：“對於叫別人做犧牲的原則，我實在不敢恭維。”在這個一切追求絕對的時代——不管是教育、心理、生態、經濟、政治或是種族方面，都在歌頌“犧牲精神”，以追求“多數人的福利”的時代，吉妮亞這麼說，簡直是異教邪說。不過，被斥為異端的吉妮亞，到底還是個舉足輕重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