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就是經濟學中的一條公理。根據定義，如果一家企業所賺到的錢少於現行的資本價格，那麼該企業就是在赤字經營，就是在預支未來。
如果我們說的是一個農民吃光了來年播種需要的種子，那麼人人都會接受上述的道理。我們之所以會在說到企業時拒絕接受這個道理，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利潤”的錯覺造成的。人人都知道農民的種子不是利潤，即使它是過剩的。但是包括企業的高階管理者在內，沒有誰深刻地認識到企業報表中報告的“利潤”也不是真正的利潤；那其實就是“種子”，是企業的“生存成本”——一種絕對真實的成本，儘管是遞延的。
在動盪時期，對資本形成的需求必定會增長，即使僅僅是因為動盪時期意味著現有資源對未來的承諾具有更大的不確定性和更高的風險溢價。但是我們知道，未來充滿了巨大的變革和創新，包括社會方面和科技方面的——這同樣意味著未來更大的風險。最後，在所有的發達國家裡，都正在發生向著需要更高資本投資的技術工作的轉移。在發展中國家裡，未來的職位需求（主要是製造業的）所要求的資本投資，其總額將遠遠超出當前任何一個人的想象，儘管對單個職位的投資仍舊相當低。
與此同時，對資本形成的阻礙也非常大，並且正變得越來越大。在所有的發達國家裡，資本形成正在急劇下降。當然，一個原因就是通貨膨脹會破壞資本。公眾可以憑直覺感受到這一點——這也可以解釋為什麼在通貨膨脹期間人們傾向於提高儲蓄率，儘管“常識”會告訴他們不該存錢而該買東西。就算沒有經濟學家的幫助，公眾也能意識到為了維持下去，他們必須再多存些錢，即使他們的存款正在貶值。
�請參見本書第3章或拙著《看不見的革命》（The Unseen Revolution：How Pension Fund Sociali* Came to America；New York：Harper & Row；1976；London：Wm�Heinemann；1976）。在發達國家裡，還有一些結構性和永久性的變化也傾向於壓低資本形成率。五十多年前，透過證明現代經濟在一定條件下會有“儲蓄過度”的傾向，所以政府需要抑制資本形成而鼓勵消費，凱恩斯徹底推翻了傳統的經濟學。如今，因為人口結構發生了改變，�我們應當預期各個發達國家將長時間受“儲蓄不足”的內在傾向控制（這與凱恩斯為他那個時代做出的診斷截然相反，但也同樣與古典經濟學相矛盾）。甚至是在像日本或德國這樣的個人儲蓄率很高的國家裡，也將會有越來越多的個人儲蓄不再是“資本形成”，而僅僅是“延遲消費”。書包 網 。 想看書來
第1章 管理基本要素（11）
在所有的發達國家裡，大部分的個人儲蓄都是退休基金，而且其比重還在日益增大。就目前而言，這些基金都是由政府收集的——無論在哪裡，即使是在像美國和英國這樣擁有相當大的私營退休金系統的國家裡，這也是比重最大的一部分——所以僅僅對個人來說它們才是“儲蓄”。對政府而言，它們可以馬上變成“支出”。但是對於目前已經花光了政府收集的那部分退休金的退休者來說，流入私營退休金計劃的大部分資金也要流回他們手中。“個人儲蓄”的另一個主要部分是對家庭住宅的投資。住宅是一種耐用消費品，儘管它有著很高的轉售價值。住宅不是一種用來創造經濟價值或財富的“資本貨物”，住宅投資也不是“資本形成”。社會變得越富裕，透過工資和薪水來領受國民收入的普通大眾就變得越多，而等同於資本形成的個人儲蓄就變得越少。社會在延長個人壽命方面做得越成功，靠個人創造的真實的資本形成的比率就必然會越低。
資本形成率的下降還有其他一些原因：經營的流動成本迅速增長；政府官僚作風的加重極大地增加了經濟的成本負擔；管制加強了；轉移支付增加了（無論是為了環境和安全的，還是為了社會政策目標的）。所有這些都增加了經營的成本，從而阻礙了企業掙出生存成本的能力。但是基本的轉變是結構性，是人口結構和人口動態的轉變。由於這種轉變，老年人已經變成了成年人口當中增長最快的群體，而這強烈地影響著儲蓄率。（參見後面的第3章。）這種轉變使得發達社會的資本形成越來越依賴於非政府組織——當然主要是企業——掙出生存成本的能力，也就是提供“種子”的能力。
就像對大多數的經濟學家一樣，這對大多數的企業經營者來說也是顯而易見。因此，企業經營者和經濟學家們就越來越擔心資本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