訴你，19世紀和20世紀初的政治派別根本不適用於這些問題。它們不是自由主義、保守主義和社會主義能解決的問題。對現在30多歲的人來說，傳統的政黨毫無意義。可是，他們有別的選擇嗎？
問：羅納德·里根政府，對您所謂的創業家社會是起了促進作用還是阻礙作用呢？
答：這是一套很有意思的行政班子：一套完全患了精神分裂症的班底。如果你仔細觀察它的政績，就會發現卡特政府沒有完成的事，它也沒做到。也許，它既不見得更好，也不見得更糟。不過，兩者使用的說法完全不同。
我想這是一個極為明顯的徵兆，表明過去10年裡發生了一場不可逆轉的變化。不管是誰掌權，他都不再相信大政府，都會鼓吹裁減政府開支，並且都會以一籌莫展而告終。這是因為，我們美國人，全都贊成削減赤字——只要削減的是別人的開支就行。這是一種非常典型的酒精中毒狀態，你知道，該戒酒了——可明天再說吧。
問：您認為我們能辦到嗎？
答：除非跌進了陰溝裡，酒鬼們是不會悔悟的。不過也許我們用不著等那麼久。3年前，絕對不能提什麼改革社會保險制度，現在算是可以談一談了，但還實現不了。不過我認為，我們總算是朝著解決問題的方向慢慢前進了。
問：那麼您覺得未來沒什麼可擔憂的？
答：這麼說吧，人們完全有理由對這個世界感到悲觀。很明顯，它現在的狀態不怎麼良好，但它似乎從來也沒有過什麼良好的狀態，至少我這輩子沒見過。我小時候印象最深的一回，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我的父親和我姑父（他是一位非常有名的律師、法理學家和哲學家），還有我父親當時的密友，捷克斯洛伐克的締造者、出色的歷史學家托馬斯·馬撒裡克（Tomás Masaryk），當然他的年紀要大很多……我還記得我們的房子，暖氣管傳來的聲音美妙動聽，浴室正好在父親的書房上面。當時我還不到5歲，我從暖氣管偷聽到父親、姑父漢斯和馬撒裡克的談話：“這不僅是奧地利的末日，也是文明的末日。”這是我有生以來第一件能記得清清楚楚的事，再後來記得的就是報紙上無休無止的訃告。我就是在這樣的世界裡長大的，我知道，那是人們最後一個重視價值觀的時代了。從那以後世界再沒變過。對我來說，悲觀厭世太容易不過了，可這有什麼用嗎？很多事情都會困擾我。可另一方面，我們還是從種種厄運中活了下來。
問：很難說清您屬於什麼政治立場……
答：我是個老派的保守主義者，不是什麼新保守主義。新保守主義者大多是左派出身，現在基本上都成了老派的自由主義者，這很令人肅然起敬，不過我不曾屬於過這一派。比如說，雖然我信奉自由市場，但我對資本主義素來持保留態度。任何將某種價值觀絕對化的體制都是錯誤的。基本上，問題不在於我們有哪些權利，而在於我們有哪些責任。這是非常守舊的保守主義觀點，20多歲的時候，我就在第一本書《經濟人的終結》裡提出了這些看法，自此以來從沒變過。
問：您從未想要進入政界嗎？
答：是的。我很早就意識到自己不關心政治，因為我對個*力毫無興趣。如果你對權力不感興趣，基本上也就不適合搞政治。另一方面，給我一張紙一支筆，我就能過得很快活。
問：還有什麼別的事能讓您感到快活嗎？
答：年輕人總是能給我留下深刻印象。首先，我們聽到的大多數關於年輕人的說法，全都是胡扯，比如有人說他們根本不工作。我倒覺得年輕人大多都是工作狂，而且在工作中會有一種成就感。不過我很慶幸，我不再是一個25歲的年輕人了。現在的世界是個苛刻的世界，一個對年輕人來說尤為苛刻的世界。
［1985年］
第1章 轉變後的世界經濟（1）
轉變後的世界經濟現在人們就變化中的世界經濟談論得很多。但世界經濟並不是正在改變，本章要談的重點正在於此。它的基礎和結構已經變了，並且這種變化大致上是不可逆轉的。
在過去的10或15年中，世界經濟的基礎構造發生了3個根本上的變化：
（1） 初級產品經濟和工業經濟脫鉤。
（2） 在工業經濟體系內，生產和就業脫鉤。
（3） 資本運動，取代了產品與服務的貿易，成為世界經濟的發動機和推動力。這兩者也許尚未脫鉤，但它們的聯絡變得極為鬆散，更糟的是，變得相當難以預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