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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實施了大規模屠殺、血腥酷刑以及極其歹毒的身心摧殘，但朱棣知道，單靠這些遠不足以平弭朝野上下的非議。這種聲音可能隨處皆在，卻藏匿於他所不知道的地方，如不加控制，也許會慢慢匯聚起來，變成一股比聲音更實際更有力的力量。此即王世貞於萬曆年間所分析的：“既由藩國起，以師【軍隊】脅僭大位，內不能毋自疑人人異心，有所寄耳目。”｛82｝說朱棣當時的懷疑，到了“人人異心”的地步，對每個人都不放心———“平生不做虧心事，夜半不怕鬼敲門”，沒辦法，自己心中有鬼嘛———那麼，怎麼辦？只有實行一整套國家恐怖主義統治：密織偵緝網，豢養大量鷹犬，提高特務組織的地位以張大其權力，培植大酷吏，在全社會鼓勵告密，以言治罪、禁止民間談論政治……總之，要造成人人自危、噤若寒蟬的局面。
即位之後，他指示軍方遵循以下精神釋出公告：
今為眾所推戴，嗣承大統，罪人皆已伏誅，嘉與萬方，同樂至治。比聞在京軍民猶有未喻朕心者，謂有復行誅戮之意，轉相扇惑，何其愚也！
吾為天下君，則天下之民皆吾赤子，豈有害之之心？且帝王刑法豈當濫及無罪？爾兵部亟出榜曉諭，令各安心樂業，勿懷疑懼，敢復有妄言惑眾，許諸人首告，犯人處死，家產給賞告人。知而不告，與犯人同罪。｛83｝
其中可見先前一系列的屠殺造成了巨大恐慌，恐慌的同時也引起民間極大不滿，朱棣所謂“妄言”，當包括上述二者。這條指示的精神，安民愛民只是表面文章，道貌岸然的語詞背後，是一副極其冷酷的鐵腕形象———他指出，面對陰雲密佈、血跡斑斑的現實，人民連“疑懼”的心理反應也不能有，也是罪過，更不得將這種內心感受吐露和表達出來，凡所語及，即為“妄言”（相當於“文革”中的“反動言論”），就是死罪。為了徹底撲滅人民的不滿情緒，他很卑鄙地利用人的求生本能，“許諸人首告”，意即，曾一起議論“國是”的人當中，誰首先起來檢舉揭發別人，此人即可免罪，而且會得到其他所有被處死者的家產作為獎勵，相反，“知而不告，與犯人同罪”。這是一道誘導寡廉鮮恥、棄信忘義之風盛行社會的旨令。
偽君子朱棣（26）
於是，永樂年間引人注目地出現了一種過去很罕見的罪名：誹謗罪。“誹謗”的意思並不複雜，就是捏造壞話來詆譭和破壞他人名譽；誹是背地議論，謗是公開指責。這字眼，今天無甚特別之處，任何人覺著自己被人用言語侮辱了名聲，都可以告之以誹謗。但永樂年間對誹謗的指控，卻非普通人所享的權利，而是朱棣單獨享有的對任何人加以指控的權利；在這裡，誹謗罪專指一切針對朱棣及其統治的議論，只要這議論是負面的、批評的和表示懷疑態度的，不論對錯，不論有無事實依據，通通算誹謗，即所謂“誹謗時政”。說白了，人民除了歌功頌德、感恩戴德，不允許對政治發表任何公開或私下的意見。因此我們不妨把永樂年間的“誹謗罪”，理解成禁言令———禁止民間一切有關政治的自由言論。
雖然中國古代社會並非民主社會，但仍很少聽說哪個朝代設立過這樣一項罪名。相反，中國古代政治思想有一個很突出的傳統，即認為統治者應該傾聽民眾的聲音，還認為企圖用封堵的辦法來扼殺民意，不僅做不到，而且根本就很愚蠢。孟子曾經引《尚書》中的一句話說：“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老天都以人民的耳目為耳目，何況人君？他還告誡那些為君者：“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什麼事情，如果老百姓都說不應該，就一定要加以審視。這也是強調執政者必須傾聽人民的聲音。更有名的，是子產講的那句話：“防民之口，甚於防川。”把老百姓的嘴巴堵起來，比堵住洪水可要難多了！所以子產不毀鄉校，保留它，給老百姓一個隨便談論國是的地方。後來的個別統治者，至多對知識分子的思想有所控制，如秦始皇燒書、司馬昭殺嵇康等，針對普通民眾在全國設立一項以言論管制為目的的“誹謗罪”，恐怕是第一次。
這本來就是一種莫須有式的罪名，自然鼓勵了那些刁橫蠻霸、賣身求榮以及為了飛黃騰達而不擇手段、陷害別人的醜類，他們可以沒有任何根據，兩張嘴皮碰一碰，就把無辜者送入監獄。
曾有一個軍痞帶領手下去安慶採木，沿途強取民財，民將訴於官，此人便“誣民為誹謗，縛送刑部，具獄以聞”｛84｝。修建南京報恩寺期間，有小人貪功冒賞，製造傳聞，說被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