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之死，死於自己，死於心魔。世上本無事，庸人自擾之。固然從邵元節開始，嘉靖身邊的道士極盡欺騙之能事，但說到底，騙術奏效終因嘉靖寧信其有、不信其無，自家心裡預設了那種期待，稍有巧合，他不覺得事情本來如此，卻認定是法術靈驗或虔誠祈求所致。
誕生皇儲的事情就很典型。嘉靖即位十年，遲遲未生皇子，他自己急，臣子也急。行人司有個叫薛侃的官員，竟提出“宜擇宗室之親賢者留京邸，俟皇子生而後就國”｛110｝，語氣全然對嘉靖能否生子很表悲觀，惹得嘉靖“怒甚”。總之，壓力很大。道士邵元節趁機勸嘉靖設醮求嗣，正中其下懷。從嘉靖十年十一月開始，在宮中正式設醮壇，由禮部尚書夏言專任“監禮使”，嘉靖本人和文武大臣輪流上香。此事持續了很久，直到第二年十一月，翰林院編修楊名還上疏敦促停止醮禱，說“自古禱祠【祀】無驗”｛111｝。誰料想，幾乎同時，後宮傳來閻氏———後被晉封為麗妃———受孕的喜訊。十個月後，嘉靖十二年八月，閻氏為嘉靖產下他的第一個兒子。雖然這孩子命薄，只存活了兩個月就死掉，但邵元節法術奏效卻似乎是不爭的事實，而且三年後的嘉靖十五年，昭嬪王氏又產一子。《明史·邵元節傳》說：
先是，以皇嗣未建，數命元節建醮，以夏言為監禮使，文武大臣日再上香。越三年，皇子疊生，帝大喜，數加恩元節，拜禮部尚書，賜一品服。｛112｝
耳聽為虛，眼見為實。邵元節弄法之前，膝下十年無子；自打邵元節建醮，“皇子疊生”。這叫“事實勝於雄辯”！嘉靖認為，所有攻擊邵元節、道教和他的信仰的人，統統可以閉嘴了，於是隆重獎掖邵真人邵大師。但他偏偏忘記了，在裝神弄鬼之前，邵元節早已幫助他打下了雄厚的“物質基礎”———那便是廣選“淑女”，例如《實錄》記載，建醮當年的正月，曾有“淑女四十八人”入宮｛113｝；這應該是不完全的記錄，因為我們發現《實錄》對此類細節有時記載，有時卻加以隱諱。另外，不能排除邵元節會採用某種藥物來幫助這些女子受孕，高階道士身兼醫藥家的情形並不少見，有記載證實，這個邵元節起碼在研製春藥方面頗具造詣，而且確實卓有成效（詳後）。嘉靖卻不屑於現實地看待“皇子疊生”現象，而寧可將它理解為神蹟，原因是這種理解更能滿足他內心許多深遠的想象和訴求。
神秘主義的東西，關鍵在於“信”。因信成義。信則靈，不信它就拿你一點辦法沒有。嘉靖最不缺的，就是這個“信”字。“皇子疊生”他相信是邵元節禱祀靈驗，太子出牛痘痊癒他相信是陶仲文法術成功，連韃靼邊患的解除，也被他認為“實神鬼有以默戮之”｛114｝。
因為只信不疑，不要說半真半假的騙術，就連僅以常識即可知為虛妄的騙術，也輕易被他照單全收。甚至騙術戳穿後，還是無所觸動。例如段朝用事件。段朝用，廬州（今安徽合肥）人，先為武定候郭勳（當時勳貴中一大丑類，從“大禮議”到崇道，對嘉靖步步緊跟）延於府中，聲稱“能化物為金銀”｛115｝，更進一步吹噓，經他點化的金銀，製成器皿，“飲食用之可不死”｛116｝。這還了得？陶仲文就把段朝用推薦給嘉靖。神奇法術，嘉靖之最愛；兼有郭勳、陶仲文兩大“最具信譽度愛卿”做擔保，段朝用馬上入宮，被封“紫府宣忠高士”，同時賞賜郭勳。段氏自然沒有“能化物為金銀”的本事，最初獻出的器皿，所用金銀都是偷盜來的。入宮後，嘉靖索取甚多，段氏漸不能支，無奈下他想出各種巧妙藉口，奏請國庫支與銀兩，先後達四萬餘兩———嘉靖居然不曾想一想，一個能點物為銀的人，反而伸手向他討要銀子！須知嘉靖並非白痴，智商不弱，在玩弄政治權術上我們已充分見識了他的精明。唯一合理的解釋，他對於道術實在太過迷信。久之，段朝用的“科研成果”，勢必越來越少，嘉靖也感覺到了不滿意。正當此時，段的一個小徒弟因為和師父鬧意見，忿而舉報真相，如此如此，這般這般；論理，段朝用完了，宜有滅頂之災，可是糊塗嘉靖先將段下錦衣衛獄，卻很快又饒了他，只給他降級處分，“改羽林衛千戶，又改紫府宣忠仙人”｛117｝———從“高士”改為“仙人”，如此而已，在我們看來這種稱號上的改動簡直沒有什麼分別———繼續讓他從事點金術科研工作。段朝用難以為繼，也走投無路，末了，狗急跳牆，做出瘋狂之舉：採取現代黑社會手法，綁架郭勳的一個奴僕張瀾，“拷掠之，且曰：‘歸語而【爾】主【指郭勳】，饋我金十萬，當免而主追贓【意思是，我就不揭發郭勳貪贓罪行】。’”張瀾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