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很愉快，他一來，我們的生活就好了，就覺得不錯了，有肉吃了，可以買到魚了，生活有了改善，也可以買到衣服了。但是這個情況到我們念初中的時候，就突然中斷了，王升沒有出現了，過年也沒來了，我們生活下去了，那是超乎一般人的想象的苦。很多人都會說你們新竹怎麼會那麼苦啊？經國先生的孩子沒有道理那麼苦啊！問題就是父親那邊來的接濟透過王升給我二舅舅張幹若先生，他們兩個人不對頭了，後來兩個人有矛盾了，幾乎不來往了，王升就根本不理我們了，也不到臺北去了，所以我們生活就越來越差。
我們初中、高中都非常的辛苦，到念大學的時候，連註冊的費用都沒有辦法如期去繳費。當然這段過程，我覺得對於一個人來講，回頭想想反而是有幫助的。
白巖松：積極的和推動的意義？
蔣孝嚴：沒有錯，而且你要了解什麼叫做辛苦，什麼叫做困難，也會想辦法去幫助有困難的人，因為自己有這樣的體驗。
白巖松：但是對於經國先生來說，我覺得不管他坐在多高的位置上，一定知道自己的兩個兒子在臺灣，他沒有用一些其他的方法來表達他的父愛嗎？
蔣孝嚴：他後來透過王升來關心我們，到我們念大學的時候，我們懂事以後，王將軍就跟我們講，你父親很關心你們，關心你們的功課，關心你們的身體。但是我記得我跟我弟弟常常跟王升王將軍講，我說我們要跟父親見個面，可是他總說可能不方便。
隔了半年一年又提，他說我們看看吧。就這麼拖啊拉的，就是沒有安排。到我成了家，當然我把我的身世告訴我的內人，跟她講得很清楚。但我在結婚之前我沒告訴她。到快結婚了，她有點風聞，我也不提這個事情，我希望她嫁給我是嫁給我個人，而不是嫁給我的家庭，我要讓她知道我個人是怎麼樣努力的。到結了婚我當然要告訴她，她也接受了。到我結婚以後我有一個孩子了，老大出生了，我就告訴王升王將軍，我說我現在有家了，我要見見我父親了，讓他看看我的妻子，看看我的孩子。
但是還是沒有辦法，當時我想，我自己有家了，經國先生那麼忙，看看這個好媳婦，然後有一個孫輩陪著他不是很好嗎？我很單純地這麼想，可是都是沒有結果，同樣的孝慈結了婚提出這樣的要求也都沒有結果。但是後來我們理解了，我說我們可以體會，他這樣是因為他在“政府”裡面，在政治地位上負了更多的責任，因為後來我也在“政府”工作，我也知道什麼叫做困難的環境，完全能夠體會其中的不易。後來我們也就不要求了。所以像你剛剛說的，經國先生跟我還有孝慈以父子的關係見面是沒有的，這是外面很多人不知道的事情。有人以為孝慈他在學術界發展，我在“政府”工作，因為有經國先生的關係，所以得到很多的幫助等等，當然我承認間接的餘蔭影響是絕對有的，可是絕對不是直接的，因為我沒有辦法見到父親，我也沒有辦法跟父親表達什麼。
蔣孝嚴：為兩岸“三通”貢獻心力（4）
白巖松：你和經國先生一句話也沒有說過？
蔣孝嚴：一句話也沒說過。當然我們見了一面，已經是經國先生過世以後，是在1988年。他過世之後，我跟孝勇、孝武（蔣孝嚴的同父異母兄弟）都處得很好。
白巖松：經國先生的兒子？
蔣孝嚴：對，孝勇那時候最接近經國先生，我在“外交部”工作，我們有宿舍。經國先生過世時，晚上我們三個人趕到榮總懷安堂，經國先生就停放在榮總醫院那個冰庫裡面，那時我們見了一面，是最後的一面，也是第一面，可是卻在這樣的一個情況，這樣的一個場景。當時我跟我弟弟，我們跪在地上哭也來不及了。當然了，這都過去了，這都過去了。可是我覺得我跟我弟弟總算……
白巖松：那種感覺可能不僅僅是像很多孩子跟父親的告別，可能那是一種非常複雜的眼淚？
蔣孝嚴：那當然，我想那是很難形容的，因為我在“政府”工作，他是我的父親，也是我的“總統”。見一面怎麼居然會在這樣的一個場合？為什麼不能夠早幾年？能夠分他的憂，分他的勞。當然，他有很多的困難，我可以體會。我們見過一次面，那時候我是在“外交部”工作，剛剛從歐洲回來，那時候是1972年，見面的時候是1973年，在一個外事聯絡的酒會上，我是最基層的一個科員，主管歐洲的事務。後來他也來了，我遠遠看著，那種感覺是相當複雜的，我可以這麼說。
白巖松：他知道你在嗎？
蔣孝嚴：我們兩個目光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