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襯映了我們這些“六九屆”的涉世之淺、少人之憂。今天看來，我們必須承認，在那個大動盪年代，我們“六九屆”同真正參加“造反”、“革命”的“老三屆”相比，的確存在社會性差距。這就難怪，“老三屆”後來作為那個時代的符號，被歷史文字反覆記錄，而我們“六九屆”，卻成了他們身後的一片“流年碎影”。
幾個星期前，一則發表在號稱擁有百萬知識分子讀者的《南方週末》上的按語，使我感到不平。編者按是這麼寫的：“四十年前的1968年，大規模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從根本上影響和改變了與共和國同齡的一代人的命運。被稱作‘老三屆’（‘*’前高、初中各三屆學生）的一代城市青年，懷抱單純的熱情理想，落籍到中國社會的最底層，歷經各種磨難，使他們不僅深入瞭解了中國廣大鄉村和農民的真實情狀，還體會到社會人生的諸般嚴酷世相，從而形成了一個獨特群體的獨特個性，以及一個獨特的共名……‘知青’。儘管知青運動作為一種人為的社會工程今天已不復存在，對它的歷史評價也還有待由粗到細的仔細清理，但那一代人的經歷，已經在共和國史冊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記，則是毋庸置疑的。”（《南方週末》2008年10月16日第23版）編者按先生在這裡將“上山下鄉”、“知青”、“共和國一代人的命運”等大詞彙，同“老三屆”排他性地聯絡起來，以至在這關涉祖國曆史的重要一幕中，排除了一個巨大的生命群體……“六九屆”，這顯然是不公平的。
“六九屆”並非僅僅是“碎影”。這個巨大生命群體的命運，同今天中國社會的很多方面，形成了緊密聯絡。而更準確地說，在40年前，我們是同“老三屆”一起上山下鄉，走到了社會底層的。這個無與倫比的社會階層重塑運動，瞬間即融化了“老三屆”、“六九屆”以及所有走上“上山下鄉”之路的人的年齡、社會差別。而一旦來到農村，“老三屆”和“六九屆”在外形上就再無法區分：我們一樣曬得黧黑、煉得堅韌；我們同樣在艱苦環境中長大、闖蕩，經歷著生活的裂變。但比較起來，我們畢竟年少、幼稚，我們的脆弱、無知，在上山下鄉之初，就暴露了出來。這注定使我們要經歷更多磨難和坎坷。但是，我敢斷言，我“六九屆”的夥伴們並沒有隨波逐流。在改變命運的奮鬥裡，“六九屆”也有一番不懈的努力，我們的成功與失敗，都可面對後人。記錄這些成功與失敗，以尋找我“六九屆”夥伴的生活軌跡，在我說來是一種精神補償。 電子書 分享網站
尋找我六九屆的夥伴們（3）
作為全國最大規模同時也是最後一次整屆學生走進“廣闊天地”的知識青年，我們當時並未完全理解上山下鄉的“偉大戰略意義”。後來在許多夥伴們的回憶裡，乘火車轉汽車走了幾天幾夜，來到天空特別晴朗，遍地鋪滿黃色、紅色小花的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連隊時，都以為又是一次愉快的春遊。可是，當我們剛下汽車、雙腿陷進沒膝的泥漿，頭和臉以及所有裸露的部位，瞬間被蚊蟲、小咬叮起層層大包時，大家都傻了。女同學的哭聲首先奏起。在滿是泥漿的帳篷裡，先是細小的抽泣聲，後來匯成了響亮的一片。男孩子們一個個目光呆散，狀若木雞。連平時最不吝的哥們，也完全傻了眼。記得最不幸的事，是連隊為我們煮的小米稀飯，被一位早來幾天的上海女知青端到帳篷門口時，腳一滑連人帶盆摔將下去。熱粥立刻燙傷了上海女知青的臉和上身，疼得她號啕大哭。以後的事現在想起來就像電影：車老闆子迅疾套好馬車，男知青抱來一堆棉被，連長指導員忙得團團轉，女知青被安放在馬車上飛奔營部，一串馬鞭的響聲又脆又長。而我們，早被這一系列的變故弄得目瞪口呆。
那一夜，我是鑽進一位天津男知青的被窩裡度過的。“懶漢鞋”丟在了泥漿裡再無法找回。滿腿是泥的我，就這樣蓋著別人的被子，度過了北大荒的第一夜。自然，我估計所有和我同來的“六九屆”，都在各自的被窩裡徹底了斷了“春遊”夢。和我分享被窩的天津知青，是一位“老三屆”。他們天津知青和哈爾濱、上海知青早我們四個月來到北大荒。那時他們已顯得比我們成熟很多。後來，經過若干年的共同生活，我們成了生死之交的哥們。
到建設兵團的第一課，當然是勞動。那時，我們連隊完全是新建，其選點考慮，主要是戰備。我們是1969年9月1日抵達黑龍江省孫吳縣辰清鎮的。當時，珍寶島戰鬥過去還不到半年，而新疆鐵克列提中蘇邊界的軍事衝突，剛剛以我軍遭受損失而結束。“團結起來，準備打仗”，成了全黨全國的響亮口號。到黑龍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