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疑難雜症。如一匹高大的母馬，因罹患不孕症，長期注射激素，最後竟引發卵巢癌而死；另一匹懷孕的母馬，由於腹部被鞍帶磨破，久不收口，最後竟長出一個臉盆大小的血管瘤。這兩個罕見的病例，使我感到腫瘤的發生似乎和體內的某種內在因素有關，於是當時只有20歲出頭的我，竟萌發了對腫瘤研究的興趣。
母馬、不孕、懷孕、激素治療、久不收口的外傷……這些問題終日纏繞在我的腦海中，終於有一天，我悟出了其中的內在關聯，認為是內分泌紊亂誘發了腫瘤的發生。於是在30年前，衣衫破舊的我，掌著一盞煤油燈，在一沓發黃的糙紙上寫下了我一生中的第一篇論文，記得題目是“癌發生的本質……內分泌紊亂”。我抄寫了兩份，一份寄給了中國醫科院腫瘤研究所的吳桓興院長，一份寄給了腫瘤病理專家李銘新教授。
一個月後，先後收到了他們的回信，我當時簡直有些欣喜若狂。我反覆讀著他們的信，內容都是鼓勵我，認為我的觀點有道理，但癌變是非常複雜的過程，內分泌紊亂只是其中的一個因素。
我對疾病的興趣與研究，使我的心底時時湧出想上大學的強烈慾望，儘管當時的大學招收的都是工農兵學員，但畢竟能提供一個系統學習的機會，因此我依然是那樣的渴望。然而我的父母在“*”中都是受審查的高知，加上覆雜的海外關係，使我想成為工農兵大學生的願望在當時幾乎成為不可能。
但是有一年的夏季，我看到了一絲希望。那大概是*墜機死後的第二年，周總理及老帥們在與“四人幫”的較量中佔據了暫時的上風，於是國家開始重視經濟、重視教育，那一年的工農兵大學生的名額特別多，我們連隊竟多達六名。更使我感到振奮的是，這次大學生的選拔增加了文化考試，使我看到了這似乎對自己上大學極為有利，於是那時我又開始做起大學之夢。
那年探親，我偷偷帶回了課本。在每天喂夜馬時，給馬添完草，我便提著馬燈，坐在土坯的馬房裡，翻看那些久違的中學課本，對知識的渴望、上大學的夢想和一顆激動無比的心，在一位風華正茂青年的心中開始翻滾交織在一起。
經過全連兵團戰士的投票選舉，我榮幸地被選入准許參考的名單中。那年的考試比較簡單，只記得考數學的時候，我只用了規定時間的一半，便胸有成竹地將考卷遞了上去。那一霎那，我甚至想到了自己馬上就要走進大學的校門。
可是我哪裡知道，接著“四人幫”在與老帥們的較量中又佔據了上風，他們扶持了交白卷的張鐵生，於是文化考試成績全部作廢，對大學生的選拔又把政審作為了唯一的標準。在報紙上登出張鐵生文章的那一天，我便知道他能上學，我上不了學，儘管我們乾的都是獸醫同行。
1976年，隨著“四人幫”的倒臺，宣告了“*”的結束，人們開始認識到書本的重要，知識的偉大和科技的神聖。國家首先恢復了高考，結束了工農兵推薦上大學的制度。
那一年我都快30了，早就打消了上大學的念頭。從內蒙回到北京，待在家裡，等待街道分配，只希望找到一個醫務口的工作。所以我一閒下來，就苦讀那些發了黃的古書醫籍，並且跟隨幾位老中醫學習一些特別的醫術，希望能透過自己的努力，鑽研出點兒名堂，然後進入醫務口。那時我最大的理想就是能成為一名坐堂的中醫，哪怕是在小巷裡的紅醫站。
“土插隊”、“大學夢”與“洋插隊”（6）
然而從街道分配到門診部或藥店的機會是微乎其微的，這常常使我感到灰心和失望，有時候甚至想幹脆隨便找個工作算了。記得有一次房管所招小工，大概是看上了我的個頭，於是招工的那位大姐居然找上門，用一張極為伶俐的嘴，向我反覆介紹在房管所當壯工的福利待遇和各種實惠。說得我幾乎有點動心了，但細細一想，還是等等再說吧！
有一天下午，我騎著車在衚衕裡轉悠，偶然發現有十幾個人排成一隊，他們手裡都拿著板凳，看來要長時間待在那裡。出於好奇，我便去打聽，原來他們是在掛一位老中醫的號。
這是一個街道辦的診所，老中醫已有80餘歲，每天只看20個病人。他擅長治療腫瘤，用藥的劑量很輕，卻能使有的病人腫瘤消掉。於是病人之間一傳十、十傳百，為了掛到他的號，常常要排一夜的隊。而那老中醫似乎並不在乎掙幾個錢，據說解放前掛他一個號要一根金條，自然在“*”中他也沒有逃脫被抄家的命運。
老人無兒無女，也沒有老伴，一個人過著獨居但卻極為有規律的生活。他每天早上5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