親為。我至今還記得，在一個夏季傍晚，這位北京四中高材生蹬著平板車，我在後面推，把紙拉到東四一家街道工廠去印報的情形。
1968年秋季，毛澤東曾身著軍裝，親自接見緬共領導人，《人民日報》還發表文章介紹緬共的鬥爭業績。不久，張育海就去了緬甸打游擊，後犧牲在那裡。其間，他的戰友曾回過北京，向我們介紹在德欽丹東和德欽巴登頂等緬共領導人指揮下，他們的作戰生活，還展示了從緬甸政府軍，被他們稱之為老緬那裡繳獲來的手錶、罐頭、紗籠等。那時，他們就是我們心中的英雄，是我們心中的格瓦拉。我至今還儲存著張育海寫自緬甸那封信件的手抄本。
我這個沒上山下鄉的老三屆（12）
聽說，今天還有許多人收藏著“*”期間出版的各種小報。當年，這些小報我和姚宏經常買來看，並分別把各自在北京和上海看過的報紙寄給對方。後來，當我得知北京女二中的桑敬民被分配在京滬線上當列車員，就透過她為我和姚宏傳遞報紙。記得第一次請她幫忙時，我給姚宏寫了個條子，大意是“此人不錯，可以一聊”。誰知，他們兩位就真聊了起來，一直聊到談情說愛，一直聊到成家立業。
如今，桑敬民已從北京工業大學教師的崗位退休，還時常外出講學，繼續誨人不倦，並出版了她撰寫的《華夏傳統文明教程》一書。而姚宏從北京醫學院畢業，先在著名的同仁醫院任副院長、在北京衛生局醫療處當處長，後在勞動和社會保障部醫療保險司做司長，是我國在這個領域中的專家型領導人物。
記得“*”後不久，一次我到姚宏原先的住處史家衚衕八號去玩，我見到了姚宏的母親韓靜，儘管她也曾在秦城監獄被關押，可看上去身體挺好，當時好像在中國社科院做幹部人事局局長。
于光遠也住在這個大院裡，我和姚宏還去他家坐了一會兒，於老待人很熱情，給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的屋子中間支放著一塊小黑板，上面還有於老用粉筆寫的算術題，平時他想到什麼，也會在上面信手寫下。2002年，我在北京釣魚臺大酒店主持海峽兩岸民營企業研討會時，請了於老與會，我還和他聊起了此事。
工作多年來，我和姚宏各忙各的，偶爾一起攜家外出郊遊，或相互串串門兒。2002年，姚宏赴臺灣訪問途經香港，當時我正在香港工作，他鄉遇故知，我們倆在我的住處一直聊到深夜。“*”經歷自然是我們聊的一個話題，我記得他表示，若沒有“*”，若他沒有下鄉，他絕沒想到中國老百姓生活得那麼苦，做事那麼難。這也是後來他在工作崗位上始終殫精竭慮，嚴以律己的重要緣由。
往事並不如煙，當晚他吸菸留下的菸蒂，在我的書桌上竟堆成座小山。至於姚雪，她在*中央組織部當局長，做幹部培訓中心主任，兢兢業業，為人師表。
五 到雲南上山下鄉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報》在刊登甘肅省會寧縣部分城鎮居民到農村安家落戶的報道時所加的“編者按”中，發表了毛澤東指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說服城裡幹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學畢業的子女，送到鄉下去，來一個動員。各地農村的同志應當歡迎他們去。”三天後，《人民日報》又發表文章說：“願意不願意上山下鄉，走不走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是忠不忠於毛主席革命路線的大問題。”
就這樣，全國總共有1000多萬知識青年被浩浩蕩蕩送到農村去。其實，當時的真實原因，卻是因“*”造成國民經濟停滯，城市中已不可能安排積壓下來的大批學生了。
發端於這場遣散城鎮剩餘勞動力的運動，幾乎涉及全國所有城鎮家庭，一直到1978年全國知青上山下鄉工作會議舉行才告結束，但卻在960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演繹出一場人間悲劇，留下的後遺症很長時間未能消弭。
“*”後，有人將這場運動歸結為“四個不滿意”，即知青不滿意、家長不滿意、農民不滿意、國家不滿意。它不僅加劇了“*”造成的教育中斷，使大批年輕人荒廢學業，失去了接受較高文化教育的黃金時光。同時，還給國家、農民和知青家長增加了負擔，據不完全統計，國家為安置知青上山下鄉所支出的經費超過了百億元。
我這個沒上山下鄉的老三屆（13）
當時的上山下鄉主要有兩種形式，一種是去東北、內蒙、雲南和新疆等幾個大型生產建設兵團，這裡有固定工資，有公費醫療和探親假等，年輕人過著算是有組織的集體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