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常是打一斤煤油用不了幾天。看書也是有計劃的，還把書中的詩詞抄下來吟讀。慢慢地，又有了一些新的收穫，生活也更充實起來。我組織文藝宣傳隊，自編節目，白天勞動，晚上四處演出，我當“戶長”的這個七人知青戶，還被評為縣、地區先進。
正當我在萬安農村開始適應艱苦但也有點樂趣的新生活時，父親從吉安行署機關下放到吉安縣偏遠的九龍山區油田公社、至今仍然不通車的芳頭大隊。1968年12月最後的一天，我們全家搬到了芳頭村，開始了山民的生活。這又是一場厄運。母親為此丟了工作（大集體工人），日後喪失了養老金；我是長子，面對老（父母均50多歲，母親還是小腳）少（二妹一弟均年幼），1970年，也只好找當地農家女為妻，以照顧處於艱難中的家庭。
二 我的抄書史
1969年秋，大隊要我擔任芳頭小學負責人，還要當畢業班的班主任，教畢業班的語文和政治。我接課以後，看到孩子們信任和企盼的眼光，就下決心要好好備課，認真教學，不誤人子弟。我認真研究教材，針對不同學生的實際情況，除將課堂教學組織好以外，還費精力搞好學生的個別指導，提高他們閱讀和寫作的能力。這得藉助工具書，而我當時只有一本字典，備課時常常要向別的老師借《漢語成語小辭典》。我發現成語辭典很重要，當時又沒處買，就擠晚上和暑假時間，陸陸續續將這本借來的成語小辭典全部抄了下來。我一輩子抄了很多書和資料，第一本全文照抄的書，就是“*”前出版的這本《漢語成語小辭典》。抄書很辛苦，但對積累資料、避免浮躁、嚴謹治學是有好處的。
1970年下半年，我被推薦到井岡山地區教育學校讀書。這所新型學校，是與全省各地大專學校同時招生的，享受同樣的學生待遇，文理分科，學制兩年，軍事化管理。我被編在文科（連），擔任一排（一個教學班）排長。
開學沒幾天，只發了幾本書，一半是政治學習材料，一半是內容單薄的教材，老師上課講得很拘謹，沒一點新意，還經常安排勞動。“這像哪門子大學！”我有點失望，就又想到了得自己找書看，脫產學習機會難得啊。
有一天，我正在關閉很緊的學校圖書室後小門邊轉悠，看見兩個白髮老人吃力地在抬著一隻大書櫃，我趕快跑上去，幫著將沉重的書櫃抬進了圖書室。望著不停地喘氣的老者，和牆上貼著的批鬥標語，我就知道了他們的身份：反動教育權威，“牛鬼蛇神”！他們感激而又惶惶地望著我，我也惑惑望著他們和滿地堆放的書。這樣，我們互相算認識了。後來，我經常從這個小後門進去，幫著這些老者做些抬、搬、移之類的重力氣活，他們也讓我找一些需要的書，只不過叮囑要小心放好，儘可能躲著看。我就這樣“走後門”偷偷地借出了許多書，自學了當時正規大學師範教育的一些課程。當時雖然圖書管理有些亂，但我借的書看完後都一一歸還了，不願給那些處境艱難的老人們再添什麼麻煩。有些我需要的內容就抄錄下來。有一本《世界現代史》，時間跨度很大，直寫到上個世紀50年代蘇共20大前後，資料翔實。書很厚，我日夜加班，把全書抄了下來。它豐富了我的世界歷史和國際知識。
自學…艱辛，但也可以是有所作為之路（3）
1970年“廬山會議”後，不知怎的，井岡山地區教育學校本屆學生要提前畢業，兩年制大專變成一年了。很長時間，弄得我們連中專學歷都不是！大中專學校畢業前有個實習階段，1971年上半年，我帶了15個同學來到遠離縣城130裡的共產主義勞動大學遂川縣分校實習。
離開吉安之前，我在學校圖書室未開放的書庫裡找到一本很厚的《社會科學大辭典》。這部辭典由著名學者共同編著，條目很多，內容豐富，就像濃縮精煉的百科全書。我的自學正需要這樣的辭書，於是就選擇了一些基本的、重要的條目進行抄錄。由於要實習，我把這本辭典帶到了遂川共大。同學們看見了，都說也需要，我就借來鋼板刻蠟紙，每人可以印一份。大家將不多的實習經費全部用來買了白紙，油墨則只好沾遂川共大的光了。大約20天時間，我們每一個人得到一本厚厚的油印辭書，這在那個缺書、砍知識的荒謬年代，是渴求知識的青年們重要的禮物。直到從上海郵購到第一版《辭海》前，它在很長一段時間，是我自學路上的教授、先生、導師。
三 忠誠黨的教育事業
1971年8月，我被縣裡分配到離油田家70裡、距吉安市30裡的桐坪中學。在那裡一干就是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