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庫的收入上，也出現嚴重的問題。 元廷的稅收種類比較複雜，南北還不一樣。老實說，朝廷的稅收不重，但底層百姓的負擔卻很高。 明初學者葉子奇說，“元朝自世祖混一之後，天下治平者六、七十年，輕刑薄賦，兵革罕用，生者有養，死者有葬，行旅萬里，宿泊如家，誠所謂盛也矣! ” 明末史學家談遷說，“宋時畝稅一斗；元有天下，令田稅無過畝三升……蓋吳中之民，莫樂於元，莫困於明，非治有升降，田賦輕重使然也。” 明朝太常寺少卿李開先也說，“元不戍邊，賦稅輕而衣食足，衣食足而歌詠作。” 既然朝廷的稅收不重，為什麼底層百姓卻不堪其苦？ 這主要是因為地主的田租太重了。 大金、南宋後期，土地兼併問題就很嚴重了。 大元在吞併它們地盤的同時，也把這個棘手問題吞了進去。但蒙元高層對此卻不重視，一直沒有認真對待，去研究解決，緩和階級矛盾。 身為一個佃農，你手上沒有田地，要租地主的田種糧、種菜，自然就要向地主交田租。 這田租比朝廷的稅，可重多了。 以南方為例，佃農向地主交的田租，基本上按照年平均產量的六成，甚至更多。 大元有幾任皇帝，包括元惠宗在內，都曾經下詔，命令江南地主減租。 但由於政治腐敗，地方官吏早已和地主富商穿上同一條褲子。這種詔令實際上落不了地，只是一紙空文而已。 在人身上，佃農也受到地主的迫害和控制。自南宋以來，地主幹預佃農婚姻，奴役其子女的現象長期得不到整治。 說是佃農，其實和農奴也差不多。 不但是南方漢人佃農的生活悲慘，北方的蒙古人也是如此。 元宗大德七年，刑部就上報朝廷，說有商人“往往將蒙古人口販入番邦博易”。從明宗起，這種販賣蒙古人為奴的現象加劇了。而買家的主力變成了南方的大地主、大富商。 因為受到蒙古貴族的壓迫，在史料中記載的蒙古人民起義，也有十多起。但他們的起義都在紅巾軍大爆發之前，沒碰上歷史的視窗期，全部被鎮壓下去了。 在法律上，元廷還保護地主。 比如，地主打死佃農只需杖一百零七，賠其家人五十兩，就了事。 實際上，沒有一個地方官吏會真的下狠手杖打地主的。所謂的杖打，它也分貧富。 還有一點，元廷賦稅的徵收方式有嚴重問題。它把賦稅外包給商人。 比如，某地計劃收的某項賦稅是一萬兩白銀。商人繳納一定的保證金後，把這項收稅的任務承包下來。 沒有利潤，商人會承包賦稅嗎？不可能的。 商人上繳國庫的，確實是一萬兩白銀。但他實際上收到的可能是三萬兩，甚至更多。這多出來的，便是商人的利潤。 元朝承包稅收的專案非常繁多，遠遠超過了宋朝，有包天下河泊、橋樑、渡口之稅的，有包酒稅的，等等。 這無形中又增加了底層百姓的負擔。 最後一點，還有地主偷稅漏稅的問題。 元仁宗時代，元廷曾經試圖重新丈量土地，查清漏稅問題。結果遭到大地主和地方貪官的強烈抵制。 在一片反對聲浪下，這場改革不了了之。 總而言之，元廷收上來的稅收不多，但底下百姓卻不堪其苦。這是因為地主的盤剝太重，富商從中賺差價，。 以致後來的起義軍，大多以“摧富益貧”的口號，發動群眾參加。 底層的農民們，每遇到青黃不接或受災欠收之際，就只好向地主、商人們借高利貸。 一旦還不上，農民就變成佃農，佃農就變成流民。 賣妻鬻子也是平常事。 地主、富商透過勾結地方官吏，繼續兼併土地，以致貧者流離轉徙。 “富室有敲佔王民奴使之者，動輒百千家，有多至萬家者。” 貧者愈貧，富者愈富！階級矛盾在逐漸銳化！ 同時，盤剝百姓的，還有地方的貪官汙吏。他們也趁著天災，大肆侵佔民田。 而大元從第三任皇帝起，就陷入無休止的內鬥。每一任皇帝在位的時間都很短。 大家都在忙著拉攏大臣，爭帝位，哪裡有心思和時間整頓吏治。歷任大元皇帝對犯法官員的懲罰都是過寬的。 所以，大元的政治腐敗也是觸目驚心的，就連御史們也漸漸在腐化。 高僧們在保護官吏，御史們也在保護官吏。導致後來還出現賑災錢、賑災糧被官吏貪汙的現象。 “官買田，臺不諫，省不言。” “天高皇帝遠，民少相公多；一日三遍打，不反待如何？” 元末這些民謠都反映了當時的社會亂象。 喇嘛僧侶，貪官汙吏，地主富商成了底層百姓的三座大山。 …… 話說回來1350年。 這一年，元惠宗和大臣們正在商量治理黃河之事。 對於治河，大家都沒什麼意見，但一提到治河的費用，就全都啞口無言了。這章沒有結束，請點選下一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