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袁世凱的說法，殺賊劫後計劃全是譚嗣同一人所為，光緒皇帝並不知情？” “那只是袁世凱的一面之詞。倘若光緒皇帝不知情，也不至於被軟禁十餘年，直到死去。 何況，在戊戌政變後，慈禧派其親信搜查皇宮，發現不少太監藏有匕首，有犯上作亂之心。 因此，就在戊戌六君子遇害的幾天後，宮裡有六名為首的太監也被杖殺，還有不少太監被驅趕出宮。這些太監被杖殺的事，當時連國外媒體都有過報道。 種種跡象表明，光緒皇帝早就不滿慈禧控制大權，干預朝政，也在皇宮裡暗中培植心腹。若有機會，光緒也想效仿先帝康熙，像對付鰲拜那樣，扳倒慈禧，奪回應有的權力。 只可惜，他的對手——慈禧太后，是歷來政變中的佼佼者。光緒最終還是失敗了。但後黨也不敢廢立他。因為按照祖制，皇權才是神聖不可侵犯的。 榮祿等人本應站在光緒皇帝這邊，卻成了太后的爪牙，成了亂臣賊子。所以，袁世凱作為始作俑者，他必須要把光緒皇帝和慈禧的矛盾弱化，撇清光緒皇帝和這件事的關係。 按照袁世凱的說法，帝、後之爭，就變成譚嗣同以下犯上，意圖謀害太后。這樣，袁世凱也從為虎作倀，變成了大義滅友的英雄。” “袁世凱這套為自己洗白的說辭，有人信嗎？” “在大肆宣傳下，當時，至少有一部分人信了他的說辭。謊言說多了，自然就變成了真理。要是人人都能夠明辨是非，這世上也不會有詐騙了。 總而言之，袁世凱在日記中自辨，說自己是在九月二十一日，才在天津向榮?告密的。 而在這一天的清晨，慈禧已經在北京啟動了戊戌政變。所以，戊戌政變的導火索並不是自己。 誠然，慈禧到了戊戌變法的中後期，和光緒皇帝的予盾已經銳化了。 應該說，在變法之初，慈禧是表態過，支援光緒變法的。比如，同意譚嗣同、林旭、劉光第、楊銳四人進入權力中樞——軍機處。 但慈禧的支援是有限度的。定國是詔頒發幾天後，慈禧便進行重大人事調整，把軍權交給後黨掌握，以便自己有足夠力量隨時中止變法。她要把變法控制在自己可接受的範圍內。 很快，慈禧和光緒這對母子，就出現了第一次矛盾——光緒想要設立制度局。慈禧認為制度局的設立不但違背祖宗之法，還奪去她的權力，所以斷然拒絕，訓了光緒一頓。 不久，第二次矛盾——光緒未經她同意，罷免後黨的懷塔布等六大臣；第三次矛盾——以設立懋勤殿為由，準備重提製度局舊事；第四次矛盾——計劃請下野的日本第一任首相伊藤博文參與變法等先後發生，導致慈禧決定中止變法。 但此時，慈禧只是準備給光緒皇帝和維新派一個下馬威。她根據楊崇伊的奏摺，準備捉拿妖言惑眾、迷惑君心的康有為一人。 但是，光緒皇帝在慈禧身邊布有耳目，提前知道了這件事，便下密詔讓康有為去上海督辦官報，實際上就是讓康有為趕緊跑路。這是戊戌政變四天前的事情。 如果老謀深算的慈禧這時候打算囚禁光緒皇帝，和大肆捕殺維新派人士，就不會提前讓人捉拿康有為，打草驚蛇。 而且，在戊戌政變的前一天，慈禧還同光緒皇帝一起，召見了伊藤博文，聽這位大清敵人介紹了日本變法的情況。 如果慈禧打算第二天發動政變，就不會選擇在這一天接見伊藤博文，以免節外生枝。 重重跡象表明，慈禧之所以果斷髮動政變，就是因為袁世凱的告密。 此外，還有一個證據可以證明，是袁世凱的告密引發了戊戌政變，那就是他後來的步步高昇。 假設袁世凱是在戊戌政變之後，才向榮祿告密。那麼，慈禧及後黨並不會領他這份情，認為袁世凱有功。 因為，你袁世凱是迫於形勢，擔心牽連到自己，才進行告密，並非真心實意投奔後黨。 而且，袁世凱一旦不是第一時間，主動說出殺賊劫後計劃，就已經深深打上維新派的烙印。 所以，即便慈禧不怪罪袁世凱，起碼也要進行冷處理，不會再讓他掌握實權，特別是軍權。 但是，戊戌政變一年後，慈禧就將袁世凱提拔為山東巡撫，並同意他把天津練的新軍，帶入山東佈防。袁世凱首次成為封疆大吏。 戊戌政變三年後，袁世凱擔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一躍成為舉足輕重的實權派大佬。 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這個位置太重要了，之前曾國藩當過，李鴻章當過，榮祿當過，現在是袁世凱坐在上面。 而且，在袁世凱的推舉下，他的不少同學也擔任要職。袁黨已初步形成。 七年前，袁世凱還是一名從朝鮮戰場跑回來的逃兵。七年後，他揚眉吐氣，大權在握。 這七年來，袁世凱除了訓練新軍，並沒有可圈可點之處。而且，這支新軍只是外觀上軍容嚴整，還沒有上過戰場。這章沒有結束，請點選下一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