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緒二十三年二月，譚嗣同回到湖南老家。 不久，在湖南巡撫陳寶箴的支援下，譚嗣同與熊希齡、唐才常在湖南建立了南學會。又與黃遵憲、熊希齡、唐才常等人創辦了時務學堂。後來，譚嗣同還和唐才常創辦了《湘報》。 光緒二十三年十月，梁啟超離開上海，也來到了湖南，和譚嗣同他們一起，宣傳變法，抨擊舊政。 南學會、時務學堂、《湘報》又成了梁啟超、譚嗣同等人新的陣地。 相對之前《時務報》的十天一發，《湘報》改為一日一發，發報的頻率更勝以前，力度更大。 同時，梁啟超、譚嗣同等人還偷偷印發《明夷待訪錄》等禁書，試圖消除人們根深蒂固的忠君思想。 我們順源鏢局也在湖南設立了分局，主要任務就是幫梁啟超、譚嗣同等人，將《湘報》《明夷待訪錄》等書、報，運到其他省份。 在北京、上海先後被封禁後，梁啟超、譚嗣同等人之所以，能夠在湖南繼續宣傳自己的主張，得益於湖南巡撫陳寶箴是地方督撫中唯一傾向維新變法的實權派人物。 由於陳寶箴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甚至暗中資助，梁啟超、譚嗣同等人終於在湖南紮下了根。 即便如此，梁啟超、譚嗣同等人的言論還是受到守舊派的猛烈抨擊。 我有幾次來到湖南，親眼目睹了梁啟超、譚嗣同等人和守舊派人士面紅耳赤地爭論。好幾次，差點打起來。 雙方的分歧很大。 比如，梁啟超、譚嗣同等人主張“變者，天下之公理也”；守舊派則主張“祖宗之法不可變”，“寧可亡國，不可變法”。 就連比較開明的張之洞也大量印發自己的《勸學篇》，強調綱常倫理絕不可變。 梁啟超、譚嗣同等人主張“君應由民推舉出來，民可舉君，也可廢君”；守舊派則主張“民權之說，無一益而有百害”。 梁啟超、譚嗣同等人主張“廢八股、改科舉、興西學”，守舊派則主張“八股取士的科舉制度是不可改變的”。 特別是在最後一點上，很多老秀才、老舉人瞪著梁啟超、譚嗣同的眼睛，像是要噴出火來一樣。 有時候，我靜下心來，站在他們的立場上想一想，也能理解他們的憤怒。 這些人已經花了半輩子的精力，好不容易把八股文研究透了。 如今，梁啟超、譚嗣同等人跳出來，告訴他們，說要廢除科舉，你們都白學了，付出的心血白費了。 換成是我，大概也難以接受。 但不管怎樣，受到湖南的影響，各地以變法自強為宗旨的學會、新式學堂開始陸續湧現。 後來，在北京的報刊亭中，宣傳變法的報刊也已經有了十幾種，不單是《湘報》一家。 清廷已經無法控制住維新派思想的傳播了。 雖然梁啟超、譚嗣同等人被罵得狗血淋頭，但至少，他們在全國範圍引起了爭論。 同時，在北京的康有為，接二連三地給光緒皇帝上書。 只不過，康有為僅僅是小小的工部主事。他的書信是無法送到皇帝手中的，必須透過其他人代為呈報。 由於擔心有人從中壓下不報，康有為把自己的奏摺在京城廣為印發。 在康有為的奏摺中，屢次強調不變法則亡國。 比如，“能變則全，不變則亡；全變則強，小變仍亡”，“職誠不忍見煤山前事也”，“且恐皇上與諸臣求為長安布衣而不可得矣”等等。 康有為這些言辭，動輒強調亡國，在當時確實令人震驚。 到了光緒二十四年六月十一日，北京城各個衙門、各條街道上突然貼滿了皇帝的詔書——定國是詔。京城裡的人們紛紛圍觀。 這道詔書的大體意思是說，這幾年來，很多人主張變法，但也有很多人強烈反對，朕都知道了。 但如今兵弱餉少，士無實學，工無良師，貧富懸絕，若不改變，怎麼能禦敵於國門之外？ 你們維新派和守舊派爭吵不休，於國事無補。 如今，朕和你們說清楚，從今天起，上至王公，下至庶民，既要學聖賢義理，又要博採西學，重要是力求實際。 當前最著急的，是要建立京師大學堂，以培養我國之各種人才，共濟時艱，不得敷衍因循。 將此通諭知之。欽此。 反覆看了詔書幾眼，大概明白皇帝的心思了。 雖然詔書上勸維新派和守舊派不要吵架，但還是傾向於維新派的主張。 而且，京師大學堂很快就建立起來了，就用已故的和嘉公主府邸，直接改成了大學堂。 京師大學堂開張的那一天，很多人去圍觀了。 大學堂第一批教師站在門口合影留念，其中有一半教師是洋教師。這是朝廷公開承認西學，並在教育上做出的又一大突破。 就當大家以為，在皇上的推動下，新政馬上就要開啟的時候，定國是詔頒發的第五天，帝黨領袖戶部尚書翁同龢突然就被免職了。 而且，據陳熾等知情人士說，慈禧太后已經控制了人事任免權和軍權。小主，這個章節後面還有哦，請點選下一頁繼續閱讀，後面更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