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把王振的侄子王山（就是霸佔某死去指揮的小妾，陷害薛瑄，後來做了錦衣衛高階官員的那位）抓過來，反綁雙手讓他跪在庭上，讓眾人唾罵。剛剛攝政的朱祁鈺哪見過這架勢，嚇呆了。還是于謙比較鎮定，他扶住朱祁鈺坐下，在請示攝政王后，向百官宣諭：“馬順等幾人罪當死，其他參加毆打的人不以殺人罪論處。”
這樣一下大家就安靜了。群眾暴力經過事後追認，合法化了，打架的人成了鋤奸的勇士。王山被拖出去“磔之”（將屍體一刀刀割碎），王振也被抄家滅族。
這場金鑾殿上的武鬥餘波未平，代宗登基後的景泰元年（1450年），鎮守浙江的宮中宦官李德上書道：諸臣擅自殺死馬順，等於侵犯朝廷。這樣的賊臣不能再用。——同樣是宦官，他和王振有共同的利益，這樣的上表不足為奇。而且他說得很有道理，頗有點依法辦事的味道，這馬順等三人即使罪該萬事，也得由朝廷下令逮捕，交由三法司審理，再判處相應的刑罰。大臣自己動手將人打死，當然是犯罪行為。我想從古至今，這是個一般人都能明白的常識。
可是牽扯到那麼多大臣，一一追究起來，大敵當前，這代宗剛剛坐上的皇位能否穩固還難說。於是代宗再次安撫參加武鬥的大臣：“誅滅亂臣，目的是安定眾志，愛卿們的忠義，朕已知道，不要把李德的話放在心上。”皇帝再一次確認了那場金鑾殿上武鬥的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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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鑾殿上的“群眾暴力”（2）
這個故事或許能反映出明朝不正常的政治生態。受儒家文化教育多年的文官們，竟然能在朝廷不顧法度，將人打死。本來可以透過正常方式解決的問題，往往只能透過極端方式解決，這說明在這些讀聖賢書，知朝廷禮法的文官的潛意識裡，正常方式沒有非正常方式管用和解恨。而因為眾怒難犯的原因，對於此種群眾暴力，還得事後認可其合法性。法度之嚴肅性必須讓步於現實的政治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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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吸取岳飛教訓的于謙（1）
“粉骨碎身渾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間。”于謙的《石灰吟》所吟詩句，今天讀過中學的國人大約都熟悉。這首詩歌是少年于謙託物言志，但一詩成讖，作為大明的一個關鍵時刻保衛首都的忠臣，在英宗“奪門之變”後，被殺死在刑場，全家被籍沒。真正的“粉骨碎身”了。
正統十四年（1449年），明英宗聽信太監王振的建議，冒然親征瓦剌，被敵人俘虜，瓦剌騎兵一直抵達到北京城。于謙主持國務，否決了遷都南京的建議，帶領軍民取得北京保衛戰的勝利。因為瓦剌要扣押英宗以要挾明朝，于謙等人擁立英宗的弟弟代宗為帝，粉碎了瓦剌的圖謀。
于謙因此成為了大明的第一功臣，得到代宗的信任是理所當然的。但是他也為自己埋下了殺身之禍的隱患。他要避免此禍，只有一個前提：讓英宗永遠不要回來，或者乾脆死掉。
但是他和代宗，犯了一個天大的錯誤。在英宗失去利用價值後，瓦剌讓明朝迎接英宗回家，于謙此時應當極力勸說代宗，讓英宗永遠滯留在異域，或者在迎接的途中，如當年洪武帝朱元璋對待小明王一樣，授意手下部將廖永忠在途中害死小明王。——你大權在手，誰敢說個“不”字，無非腹誹而已。可是他們好好地讓英宗回了北京，儘管軟禁了英宗，防止他東山再起，儘管英宗也發誓不再復位。——僥倖活了一條命的英宗，此時在弟弟的屋簷下，他當然什麼話都能說。但權力的誘惑實在太大了，誓言算什麼？親情又算什麼？
景泰八年（1457年），代宗突染重病，臥床不起，而太子這時已經早逝，皇位繼承權發生了問題。武清侯石亨、御史徐有貞、太監曹吉祥等大臣勾結了起來，在正月十六日凌晨發動政變。擁著英宗登上御輦到東華門外。守門禁軍見是太上皇，不敢阻攔，石亨揮軍直入東華門，扶英宗入奉天殿。這時天已啟明，群臣進宮早朝，見英宗已端坐在寶座上，均大吃一驚。英宗安撫群臣說：“景泰帝病重，大家迎我復位，你們各安其事，各安其位吧。”又過了一個多月，景泰帝病故，享年三十歲。
英宗復位成功後。徐有貞和石亨唆使諫官彈劾于謙、王文，謀劃迎接親王之子入宮繼位。都御史蕭維禎說：“此事出自朝廷，你不接受罪名也難以倖免。”於是羅織罪名，以“意欲”二字附會成罪，當處以極刑。奏報到英宗那裡，英宗說了句：“于謙實有功。”徐有貞說：“不殺于謙，此舉為無名。”
要證明覆位的合法性，于謙必須死，儘管從英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