帶頭講述，自己當年拒收賄賂多少多少銀兩，令天下官吏效法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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礦產越豐富百姓越窮困（1）
按照現代社會一般的經濟發展規律，哪個地方礦產資源豐富，當地的地方經濟應當較為發達，當地居民也多多少少沾一點好處。許多地方政府對開礦樂此不疲，以為是一本萬利的事情，因此也帶來礦難、環境汙染等一系列問題。
可看明代的歷史，發現一個今天看來很奇怪的現象：當時哪個地方礦產越是豐富，當地的居民負擔反而更加沉重，百姓和地方不但從礦產中得不到什麼好處，反而深受其累。
在《明史》和《明通鑑》等歷史著作中，有關因開礦激發社會矛盾的比比皆是。
浙江的溫州、處州，福建的浦城等地，明代有銀礦，每年朝廷在此徵稅。稅額逐漸增多，到明代中期福建銀礦增加到三萬兩，浙江增加到八萬兩。地方財政為此枯竭，百姓苦不堪言。
明英宗繼位後，下詔令封閉礦山的坑道。但是政府不開，一些所謂的“奸民”私下裡偷開礦山。大約和前些年遍地開花的小煤窯一樣，私開小礦，上面徵不了稅，管理成本也很低，自然利潤豐厚。於是蜂擁而上的“奸民”，因盜礦相互鬥毆，死傷不斷。
英宗正統九年（1444年）福建參政宋彰，浙江參政俞士悅針對私人盜開銀礦的種種問題，上書請求“重開銀場，使利歸於上而礦盜自覺”。這兩位官員的建議不是沒有道理的，與其讓朝廷的礦產資源這樣浪費和流失，還不如直接由官府開採。但當時的浙江按察使堅決反對，他的理由是：重開銀場雖然一時得利，但開採的各種器用由民間出，恐怕有關部門橫加科派騷擾，禍患更深。不如選官看守，嚴加禁止，盜礦行為自然絕跡。
朝廷一開始接受了這位按察使的建議，可是沒過兩個月，福建、浙江的銀場又重新開採了，這次是邢科給事中陳傅的提議。但真正的原因是什麼？是當時宮中的宦官和一些大臣爭相附和，背後操作。最後規定了每年向銀場徵稅，福建為兩萬一千餘兩銀，浙江為四萬一千兩銀，比宣德年間減少了一半，可卻是洪武年間的十倍。而供應官府的費用，比稅額還多得多。從此當地老百姓更加困苦，浙、閩之盜相繼而起。
請注意，促成皇帝改變主意，重新開設兩省銀場的是宮中太監和一些大臣。這些人為什麼這樣積極？難道他們真是公忠體國，關心朝廷的財政收入？不是，他們是關心自己個人的利益，只有以朝廷的名義去開採礦場，他們才有牟利的機會。
明代派遣宦官充當礦監，是當時百姓的一大災難。橫行各地的礦監稅使中，最為驕橫的要數陳增、馬堂、陳奉、高淮、孫隆等數人。陳增是萬曆年間的宦官，被派往山東任採礦使，陳增到山東後即插手地方事務，並與福山知縣韋國賢發生矛盾。陳增誣告韋知縣阻撓開礦，將他逮捕免職。山東參政永珍春僅為韋國賢辯護了幾句，竟也被停發薪俸。陳增隨即在山東大規模地強行採礦，隨意抽取壯丁，致使多人死在礦井中。陳增將少量所得送給朝廷，而將大部分歸入自己私囊。——明代管理礦產開採的官員基本上如陳增這樣跋扈。
其實開國不久，明太祖就認為“（礦）利於官者少，損於民者多，不可開”。也就是說，開礦對朝廷沒多大好處，對老百姓只有壞處。朱元璋這個觀點是符合當時事實的。如果放到資本主義社會，這就是奇談怪論了。西方等資本主義國家，工業革命的初期無一不是從辦廠、開礦、興辦貿易開始的。獨獨在明朝為什麼對朝廷和老百姓只有壞處，沒什麼好處呢？這就是管理體制和經營模式的區別了。中國古代無論是開礦還是給鄭和艦隊造船，或是架橋鋪路，一直到清朝的洋務運動時期，都是政治活動和經濟活動不分，用搞政治的方式去搞實業。具體到開礦，不是把礦作為一個企業來經營，該支付的成本必須支付，才能確保收益的穩定，皇帝派出太監替他去開礦，變成了一項誰也不能討價還價的政治活動。如上文所說的陳增要報復當地官員，給他安的罪名是“阻撓開礦”。開礦是皇帝交辦的政治任務，阻撓開礦就是反對皇帝，這種上綱上線羅織罪名的方式，在帝制社會里是百試不爽。
礦產越豐富百姓越窮困（2）
這樣的體制下，管理礦產的官員因為是皇帝身邊的人，便有無窮的權力，他能以公權力來強迫當地百姓幾乎無償給他勞動，也可不給當地支付任何成本而將礦挖走，“器用”都出於當地，可見起碼的裝置和執行成本都是當地承擔。而大部分利益落到管理礦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