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大前取得重大突破。結果比預想的好，白寶山在十四屆七中全會召開的前一天晚上抓到了。
這個案子，新疆方面我出面，代表廳黨委抓總，組織了領導小組，制定方案；曉輝留下，代表部裡協調督辦。
石河子派張卓敏先過去，研究開會佈置。不久阜康訊息過來，我和曉輝去了天池。把死亡時間定了，傾向於內部火併。回來向張廳長彙報。他說，曖，老楊，這肯定是北京人把我們新疆人打死了。我也有這種感覺。找屍源，讓法醫整理一下，屍體像個鬼。147團找，兵團找，不能離開重點。
兵團開一個會，王漢儒副司令主持。兵團是半軍事化，這個會議很重要。這樣下邊能動起來，能召集起會議，不能只是個別走訪。晚上，我和曉輝在石河子，馬榮市長請吃飯，說起這條線索。一個北京犯人要子彈打野豬。地方上的領導人瞭解資訊範圍廣，一般是他聽了認為重要，反映過來。結果這條線索查出了情況。
總結整個破案過程，正面經驗，反面教訓，應該說都有一些。
第一，得到了各級各地公安機關直至公安部的絕對重視，哪一個環節都是綠燈，黃燈都不許有。部裡始終抓住沒放鬆。
第二，沒走大大的彎路。分析建立在現場情節、現場特徵的基礎上。重點區域，重點人員，沒有太大的偏差。
第三，新疆方面，體現了廳黨委的集體領導，張廳長、買買提·肉孜副廳長，包括其他黨委成員，整天在想案子怎麼突破。張廳長從頭到尾都在指揮，透過我，貫徹黨委的意圖。我的想法天天向他彙報，商量、研究指揮思路、決策，整個偵破過程都是張廳長在指揮協調。
張秀明廳長做事幹脆果斷，定下的東西一抓到底。不喜歡粘粘乎乎，幹就幹出個名堂來。
第四，判斷犯罪嫌疑人可能是復員兵，可能參加過越戰，這個判斷始終沒有放棄。這是根據現場特徵做出的，對方心理素質這麼好，槍法準確，一舉槍倒一個，標準的軍事動作，單手開槍——雖然白寶山不是復員軍人，但在劃定偵查範圍時，這一塊不能丟。
第五，教訓方面，8月18日會議，分析到敵情，但沒想到邊疆賓館這樣的地方，是個缺欠。“8·19”那樣大的現場我們刑警沒遇到過，應該規範一下，哪些人應該到現場，哪些人不必到現場。埋藏槍支、贓款，到水上樂園去躲避，這是我們沒想到的。另外，部署到位，落實紮實的工作方面也有欠缺。客觀因素有一些，刑偵骨幹隊伍素質的提高、基層民警偵查的素質的提高是一個課題，這牽扯到公安的基礎工作了，是個長期任務。
總歸，“8·19”案在整個的偵查過程中，新疆打了一個漂亮仗。
採訪張新楓時間上最短，因他馬上要去開一個會議。
他認為這個案件的偵破，最主要的一條經驗，就是走群眾路線，是依靠群眾，群策群力而取得的成就。如果說有不足，也正要是依靠群眾依靠得不夠。偵破這個案子，不是哪個人有多麼神，這是集體的力量。
犯罪分子很兇殘，在北京作案影響大，襲擊部隊，搞槍搞武器，當時有多種分析，不能排除他有針對軍隊的企圖。
犯罪分子總會犯錯誤，他離開北京到新疆作案，是他最失敗的一步棋。他從北京到新疆，在新疆打響，我們抓住了破案的時機。
井案會上、正確劃定了一個北京人，一個新疆人，二人的關係，很大的可能是一同勞改過的獄友。地點，重點劃定在石河子147團附近。分析都很充分，預感到案子能拿下來。
一個關鍵地方，犯罪分子把槍包扔了，我們找到縫鞋匠，這是新疆精彩的一筆。我們去了這個現場，當時犯罪分子還在準備階段、這是確定犯罪分子落腳地的重要依據。
案子跨度大。案子破了，是拼出來的。趕在了9月5日七中全會開幕那一天。我陪白景富副部長到石景山，到京西賓館見到陶駟駒，向中央領導報告，中央領導非常高興。
這個案件的偵破，不是偶然的，由於我們做了大量的工作，逼迫犯罪分子無路可逃。這是各地區抓緊工作的結果，是方方面面的專家對犯罪分子深入刻畫的結果，是千萬基層民警共同努力的結果。
對這個案件的認識過程，北京經受的曲折比較多，這有個對案情的認識不斷完善、不斷深化的過程。犯罪分子暴露一次，才能增加一些條件。沒有北京的長期工作，怎麼能迅速認定犯罪分子一個北京人，一個新疆人？沒有大量的前期工作，這個認識是得不出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