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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寶山23歲結婚，妻子是本廠女工，也姓白。一年後，他們生下一雙兒女，龍鳳胎。白寶山是十分顧戀小家庭的人，他所掛念的還有他母親和大弟。而他的家庭生活又非常貧困，特別是在他有了孩子之後，生活負擔驟然加重了。不能說貧困一定導致犯罪，但貧困對白寶山的心靈的確生產了無法排除的負面影響。加上他的獨往獨來，加上他無論白天黑夜喜歡四處遊蕩，加上他的“蔫大膽”，加上他排斥外界的陰暗心理，加上週圍“壞孩子”的影響——盜竊的事不可避免地發生了。
開始是小偷小摸，他偷過糧食，偷過木頭，偷過別人晾曬在外邊的衣物，漸漸發展到偷人家院裡的腳踏車，勾結鄰居家的孩子，結夥人戶行竊，潛入工廠盜竊生產原料和成品……他心中的黑暗領地擴大了，但他“顧家”的意識並沒泯滅。這從他銷贓後拿出相當比例的錢分給自己的親人這一點，可以得到證明。
他的盜竊行為觸犯了法律，1983年他被北京石景山法院以盜竊罪判處有期徒刑4年，在北京市服刑。1985年又因餘罪被查出，被北京宣武區人民法院以搶劫、盜竊罪加判有期徒刑11年，兩罪合併，執行有期徒刑14年。1991年，白寶山作為北京調犯，被遣送到大西北石河子新安監獄服刑，直至刑滿獲釋，完成了他前半程的人生道路。
白寶山回到北京，已經跟10幾年前有了很大的不同。小偷小摸的事是不打算幹了，做什麼他還要再想一想。現在他的首要任務，是先把戶口落下來，辦理好身份證等手續——然後先找一份合適的工作。現在的白寶山應該說存在著多種可能性，犯罪，並不是他唯一的出路。
二、戶口、程式和它的負面效應
據白寶山交代，他第一次去派出所；是由大弟陪同的。
見到負責戶籍工作的片警，他呈上釋放證和有關材料。釋放證上標著這樣一行字：“本人必須在3月24日前將本證明書送達北京市石景山區XXX派出所，辦理戶口登記手續。”
這位片警正忙著其他事情，晾了他一陣，口氣冰冷地說：“戶口馬上辦辦不了，起碼要等半年。”
白寶山口吃，一著急就更口吃，他結巴著頂撞了一句：“我有釋放證，為……為什麼還要再等半年？”
片警聽著不舒服，撩他一眼，慢悠悠地說：“你要是這樣講話，那就再等兩年。”
或許這位片警就是這樣的辦事作風，在他看來，對待像白寶山這樣的從大西北迴來的釋放人員，就應該用這種口氣說話。
白寶山受到深深的刺激，他感覺到被歧視，他像所有刑滿釋放人員一樣十分敏感。一種憤懣、一種敵意、甚至一種仇恨意識，立刻從心底翻了上來。
在此之後，他一遍遍跑派出所。開證明，沖洗照片，填寫表格。事情果然像片警所說的一樣，一次次向後推延。戶口問題，始終沒有得到解決。
白寶山在後來的供詞中提到：“我回到北京的第一件事就是跑戶口，先後跑了六七次，他們就是不給我辦。我認為，我已經從監獄裡出來了，起碼也是個公民，可派出所不給我辦戶口，我吃什麼？我不能靠父母養我一輩子？我這個要求不過分，我要生活。”
關於白寶山申報戶口問題，有關部門做過調查。
派出所原負責該片的那位片警說：“1996年3月，白寶山持釋放證來我所辦理戶口，我要他寫出書面申請，交一寸免冠照片，4月份交來，因照片不符合規定，要他補照。幾天後重新交上來之後，我對其進行入戶調查走訪，多次上門，白寶山均未在家。5月，白寶山的姐姐稱他已上外地。11月，我把白寶山戶口事宜轉交給新任外勤民警小呂。”字裡行間，都是秉公辦事。那麼，白寶山的情緒是從哪裡來的呢？
新任民警小呂接手後，曾去白家訪問，白寶山外出未歸。1996年12月派出所核查戶口，小呂在白家見到白寶山，與他做了談話，訪問了周圍群眾，掌握了基本情況。1997年3月向上申報，再次到白寶山家回訪，白寶山的大弟說，他已去了外地。白寶山的戶口1997年8月25日由北京市公安局批准入戶。
這漫漫的戶口辦理的過程，也正是白寶山頻頻作案的過程。白寶山戶口辦理的一年半時間裡，白寶山作案10餘起，殺害15人，而他的戶口批准日，恰好是白寶山做最後一案，殺掉同夥的前一天。白寶山的戶口辦下來了，但距登出它的日子已經不遠，這不能說不是一個發人思考的諷刺。
辦理戶口是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