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人的關係也都很好。儘管這些人後來都給扣上了各種各樣的帽子。私下場合，母親從不避諱與這些人來往，在自己力所能及的範圍內，給了這些人一些幫助。
自從柳溪成了右派，被髮配到農村勞改後，丈夫與她離了婚，什麼東西也沒給她，經濟上非常困難。很多過去的熟人都不敢再和她來往。有一年，柳溪窮得連過冬的衣服都沒有，絕望之中，託人向母親求救。媽媽就把自己的一些舊衣服偷偷送給了她，東西雖不多，卻也表達了母親的一點心意。她本質上不是那種鬥爭性很盛，朋友一出事就翻臉不認人的革命左派。所以，柳溪才敢伸手向她求助。
母親對關露也一直很尊重。在1957年9月24日的日記中，她說：
今天我的心裡忽然感到很快活。上午開會傳達“十一”的事情。開會後同關露一同到西單商場買了狐皮大衣筒子。我很佩服關露，被公安局錯押了兩年，出來後，精神仍然是那麼活躍，沒有對黨不滿的任何怨言、姿態。這才是個真正的革命者。
而關露確實有骨氣。她自己身受那麼大的冤枉，揹著“漢奸”、“日本特務”的帽子，卻還敢仗義執言，替母親鳴不平。母親在日記中對此有記錄：
（1957年）11月19日 北京
……今天開完會出來和關露同路。關露說：“聽林藍說，別人去年都提了級，而卻沒有給你提。他們都不平。這不是根據德才資取人，而是單純根據‘才’。”她還打算在明天的會上提出來。我趕忙說：“因為我沒有寫出劇本，所以並沒有意見。你可不要提。”她說：“這與你無關，這是我們的意見。”
11月23日星期六
在這個會上關露替我鳴不平。說我思想作風如何好，如果評級以“德”為第一標準，那麼我該升級。而嶽×不該升兩級，因他的思想作風有許多毛病云云。我聽了這些話，心情是很複雜的。升級與否，我不願計較這些。……我沒有寫出劇本，如果真的升級，也許並不好。可是一聽關露說出許多人都認為我是一個好同志，接近群眾，謙虛，因而為我鳴不平這些話語，我又很高興。大概是滿足了自己的虛榮心之故吧？
關露這麼說，自然與領導的意見相左，要得罪人的。她卻毫不在乎，顯示出她剛正不阿的性格。與她相比，母親就缺乏這樣的鬥爭性。對領導唯命是從，即使有意見也不敢提。
後來，母親在香山租了房子，常與關露來往。有時還帶我去看關露。我記得，關露的鼻子總是紅紅的，有點像酒糟鼻，燙髮，身材瘦小嬌弱。
即使關露名聲“很臭”，母親還是與她的關係不錯。母親在香山的房子，最初就是關露四處奔走，幫母親找來的。
還記得母親帶我頭一次去見關露的情景。臨走前，她睜大眼，鄭重其事地對我說關露是個大特務，那神情像是在談一個很可怕很可怕的危險人物。我很不明白，既然是個大特務，母親為什麼還要去看她呢？母親這麼幹不是兩面派嗎？
有時母親甚至頭頂烈日，步行到她的住處。跟她聊家常，噓寒問暖，聊各種事，沒完沒了，有時還送給她些城裡帶來的小東西。我心中產生了一個又一個的疑問，母親為什麼對一個“大特務”這麼親熱呢？為什麼對一個“大漢奸”還噓寒問暖呢？我那時也就十來歲，很不理解母親，感到母親口是心非，當面一套，背後一套。
關露獨居香山一農民小院，樹木叢生。1955年肅反運動中，受潘漢年冤案的牽連被捕入獄兩年，釋放出來後，也從沒有正式給她平反，恢復名譽，群眾威信很低，沒人敢沾。其實她是受地下黨領導廖承志的派遣才去當“漢奸特務”的。
母親就以這樣的“口是心非”，委婉地給悲苦寂寞的關露，送去一縷溫暖。“文化大革命”中，1967年關露再次被捕，一關就是8年。1975年10月20日，母親在日記中說：
被關了幾年的關露前些時候放出來了。她仍然住到原來的房子裡……自己生活很節省，幾乎把錢都用在修房上。……關露是一個很好的同志。30年前，黨派她做過日本人的情報工作，很有成績。據說，她曾見過日本天皇。後來，在上海她的面目將要暴露時，黨送她到了新四軍中。在新四軍中，她就因“漢奸”嫌疑被審查過。1955年“肅反”時又被抓起來審查（也因她是被潘漢年發展入黨的）。文革後再被審查。可是，每次放出來後，她都是高高興興的，從沒有一句不滿的牢騷話。這次，她告訴我，她關在秦城監獄中，裡面生活不錯，有抽水馬桶，有圖書館，有時還可以散步……聽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