曰“向人民請罪”，還有就是幾個人圍成一個圈子，被批鬥的人在中間被推來推去，叫做“清醒清醒”，總之是什麼樣的整人方法全都想得出來。這種狀況大約在1971年*事件以後才基本收斂，大約就是從那個時候起人們開始對這場*逐漸有了新的審視。後來到局裡出任局長的鄧金海同志就曾經領教過這些手段。那時，他在甘南的一個地質隊當隊長，有一天被造反派叫去； 好好地被“清醒”了一頓，他被推來推去地直到昏沉沉地倒在地上不省人事為止。“清醒”他的人都走了，只剩下他一個人在地上躺著。正趕上開山放炮，他的頭部又被飛過來的石塊打中，流了不少血。幸好被路過的好心人發現，把他背到醫院，縫了好幾針，才算是揀回了這條命。
張文光當然也是要領教這些新花樣的。除此以外，他還比以往多了一項任務，那就是背誦《毛主席語錄》。這對他是不成問題的，他比有些批鬥他的造反派背得還好。搞得那些造反派頭頭惱羞成怒，然後把他大罵一頓：“你還真是刁鑽呵！怪不得調查了半個中國都沒把你調查出來，你埋得夠深呵！”
“告訴你，你那個魏世成早就死了！你是沒指望了！”他們只嫌不解恨地說。
不料想，此話一出，張文光立刻兩眼發直，完全成了一個呆人。批鬥他的那些人也傻眼了，急忙把他架回去，他們怕他死在他們手裡，因為那就會偷雞不成反蝕把米。從那以後，張文光一連好幾天嘴裡不停地念叨：“我們後會有期，我們後會有期。”有人說他受了刺激，有人說他已經神經了。幾天的工夫，他消瘦了不少，兩隻眼睛明顯地陷下去許多。人們常說，人總要有一個精神力量來支援，一旦這個精神支柱沒有了，這個人也就垮了。就好像一個瀕臨死亡的老人在等待他兒子的到來，你不告訴他，他還能堅持，可是假如你告訴他：“你兒子來了。”他立刻就會撒手人寰。張文光還好，他終於還是挺住了。可是“魏世成早就死了”？他怎麼能接受呢？這個訊息把他折磨得頭腦要崩潰。剛50歲出頭的人，看上去已經像60多歲了。
可數的日子過得就是要快一些，一晃兒幾年過去了，楊義大學畢業帶著物件回到了地質隊，他的物件和他是同學，他們都分配在了地質科，兩年後他們完婚。
冬去春來，光陰荏苒，張文光已經是五十六、七歲的人了。他不時地尋思著孩子的婚事。勝利還好，男孩子嘛，還不算太大。可女兒秀如的婚事一直是張文光的一大心病。那年頭，或是出身不好、或是父母有政治問題的孩子要想找個對像都是困難的。偶有不嫌棄她出身不好的，一般都非殘即瓜。可巧，隊裡一箇中年鑽探工的妻子和她一起在食堂幹臨時工，得了胰腺癌，她去世前的遺言是讓他男人非張秀如不娶。她認定張秀如是個善良、能幹的好女人，一定能對她的男人和孩子好。一年以後，有人幫這個忙，說這位鑽工如何如何的好，說他那個孩子如何如何地聽話，說才是個二年級的小孩兒就在學校當上了中隊長，他奶奶可高興了；還說那孩子可喜歡他這個張姨了，老跟他奶奶說張姨好，以後改口不改口的都行，只要和和氣氣過日子，只要孩子聽話孝順，比什麼都強。張秀如覺得自己也不可能再碰上什麼好茬兒了，只說讓她爸做主。當媒人的大都有這個分析能力，她已經知道女方是同意了，於是就去找張文光說。張文光還能說什麼？孩子已經30多了，又是女孩子，別說是在這個地方，就是在大城市也算得是大齡青年，甚至是所謂的“老姑娘了”。想想那位鑽工，見過的，人也還可以，是個老實人，他不想因為他的原因再耽誤孩子了。於是他說，只要人好，只要秀如同意，他沒有意見。這話一傳出來，這事情就算是成了。自然有人半玩笑半羨慕地對這位鑽工說：“老郝呵，你是有福呵，又娶了個黃花大閨女，夠美的吧？”老郝卻慢慢地說：“人家不嫌咱，他對我兒子好。”那人又說：“你兒子算個屁！那是想對你好，找不到機會。”工人們還就結婚儀式展開了討論，關鍵的問題是革命的鑽工女婿能否向反革命的岳父低頭鞠躬。問題反映到了隊領導那裡。隊裡當時的領導班子是時髦的三結合形式。林隊長是新上來的年輕幹部，他認為應該把張文光調開幾天，讓他到其他地方隨便乾點什麼都行，這樣避開最好，省得把革命群眾和反革命分子攪和在一起。劉書記是被結合的原來班子裡的人，他則認為張文光的事情一直沒有定論，婚禮這事也不應該太強調政治，既然老郝要娶人家的女兒，就不應該回避人家這個老丈人，還是應該讓張文光參加婚禮。軍代表說：“還是要重在表現，如果張秀如立場堅定，她就不會讓張文光參加。”